傅鹰（1902-1979）
（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胶体化学家、表面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1902 年1 月19 日生于北京，1979 年9 月7 日卒于北京。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父亲曾做过北洋政府驻俄外交官。幼时喜欢足球、篮球和游泳。1916 年入北京汇文学校读书，1919 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22 年赴美国就读于密执安大学化学系，3 年后入该校研究院，在美国著名胶体化学家巴特尔(F.E.Bartell）教授指导下，于1928年获博士学位。并在该校结识了张锦女士(当时张锦也在该校留学）。 傅鹰在研究院毕业后，美国一家化学公司曾派人想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到该公司工作，并希望他长期留在美国。年轻的傅鹰找到张锦商量，张锦说：“我们花了国家很多的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事。现在若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张锦还填了一首词赠给傅鹰，其中有这样一句“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傅鹰很同意她的意见，决心将自己的知识献给祖国。 1929 年秋天，傅鹰应沈阳东北大学的聘请，离美回国。当时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爱国将领的张学良将军。1930 年他被聘请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1932 年转到青岛大学任教，1934 年起傅鹰到重庆大学任教达5 年之久。1934 年张锦回国，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35 年与傅鹰结婚，同年转到重庆大学任教。当时在重庆的生活远比北京、上海艰苦。傅鹰夫妇身穿“爱国布”(一种灰黑色粗布）长衫，居住在一间只有10 余平方米的小屋里，小屋内放着从教室里搬来的小课桌，夫妇俩人各据一方，居室简陋，但丝毫不影响俩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 后来，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到重庆，邀傅鹰夫妇去厦门大学任教。1939年傅鹰来到抗战时设在长汀的厦门大学，1940 年张锦也到厦门大学。1941年傅鹰任厦门大学教务长和理学院院长。萨本栋钦佩傅鹰的学识渊博和正直为人，当时正值萨本栋有病，便多次推荐傅鹰接任厦门大学校长职务。但国民党当局却诱迫他参加国民党。傅鹰坚定地说：“如果当校长一定要加入国民党，那我宁可不当校长。”这么一来，傅鹰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只好折回重庆大学。 1944 年傅鹰到重庆动力油料厂当实验室主任，到该处也无法开展研究工作。于是他和张锦分别给他们的导师写信探听有无去美国工作机会。不久，巴特尔教授热情来信，欢迎傅鹰夫妇去美国。张锦经她的导师罗杰?亚当斯的帮助应聘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4 年底，傅鹰夫妇变卖了衣物，寄养了9 岁的儿子，乘飞机经印度赴美国。 傅鹰再度来到密执安大学，此时他在学术上已远比求学时代成熟，接连发表了许多篇重要论文，引起国际化学界的重视，立即成了美国化学界的知名人士。与此同时，张锦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并于1947 年转到密执安大学任教。她的侄儿张存浩也考入了密执安大学。按理说，他们那时已经是功成名就，家庭幸福美满了。可是他们始终在怀念着苦难的祖国。 1949 年10 月，傅鹰回国的念头更加强烈了。但此时巴特尔却透露了想让他担任研究所所长的想法。傅鹰与张锦商量后，毅然决定回国。几经艰难，终于在1950 年10 月回到了祖国。 傅鹰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任教授，1962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4 年他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并任室主任。1955 年傅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在国内外已卓有成就。 傅鹰献身于胶体化学研究事业是从20 年代开始的。他的研究论文多数是以巴特尔和他共同署名发表的。傅鹰于1929 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曾对著名的特劳贝(Traube）规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特劳贝认为，吸附量随溶质(同系物）的碳链增加而增加。而傅鹰却用硅胶从溶液中的吸附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吸附量随溶质的碳链增加而减少。傅鹰的论文引起美国化学界的注意。1951 年美国化学家凯雪台(Cassid）著的《吸附和色谱》一书，引述了傅鹰这一成果，并指出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意义。傅鹰在进行液体对固体湿润热的研究中，指出湿润热是总表面能变化的度量，不是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度量。度量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应是粘附力，不能完全依靠湿润热的大小来判断液体对固体的吸附程度，并于1929 年首创了利用湿润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热化学方法。 1944—1950 年，傅鹰第二次赴美期间主要从事吸附作用的研究，并协助巴特尔指导博士研究生。他发现了溶液中多分子层吸附现象，将著名的BET多层吸附公式，由气相中的吸附合理地推广到应用于溶液中的吸附，并提出了计算活度系数的方法。 傅鹰在国内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果。傅鹰和吴宪合作，研究鸡蛋清蛋白液的表面张力，在1930 年共同发表论文，指出等电点时表面张力最低。这是蛋白质界面化学方面最早的论文之一。40 年代初，傅鹰指导叶一帆进行桐油聚合方面的研究。指出桐油聚合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需要氧气。他们用实验证明，桐油在氢气或二氧化碳中的聚合速度与在空气中一样。另外，傅鹰还是最早把液相色谱介绍到中国的科学家之一。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傅鹰指导蔡启瑞进行萃取分析法研究，并从理论上指出这种方法的限制。 傅鹰知识渊博，熟知科学史，他有句名言：“科学给人以知识，科学史给人以智慧”。他的教学别具一格，饶有兴趣，他的讲课，不仅使学生懂得知识，而且懂得了知识的由来，深受学生欢迎。他著有《大学普通化学》和《化学热力学导论》等书。 傅鹰在临终前留下遗嘱：“把我的1700 多本藏书，全部搬到胶体化学教研室去，送给国家！” 傅鹰多年的挚友黄子卿教授填了痛悼傅鹰的词，把傅鹰比作平子——东汉时的大科学家张衡： 元龙豪气无双士， 入海探骊， 物胶声传大地。 平子文章第一流， 登坛挥尘， 桃李满神州。
摘自：《中国现代化学史略》
其他链接：1.傅鹰院士纪念馆：http://www.eeloves.com/14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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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1910－1965）
张锦，有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主要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她在雌激素estrogen全合成研究、多环氮芥、多环杂环及表面活性抗菌剂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她倾心高等教育事业，曾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等多所高等学府，对学生严慈相济，教同化雨，培养了大批有机化学专业人才。
简介
张锦，祖籍山东无棣，1910年旧历2月22日出生于广西桂林，为清末两广总督张鸣歧之次女。母纪钜淑及祖母纪氏均为河北献县清乾隆大学士纪晓岚的族人，姊张钿，兄张锐、张铸，弟张镈、张钧，张镈为建筑大师。夫傅鹰，著名物理化学家，胶体化学家，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侄张存浩自幼由张锦、傅鹰抚育成人，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锦虽出身封建家庭，但忿于列强侵略中国的现实，自幼推崇“科学救国”的思想，刻苦好学，胸怀大志，绝无娇生惯养之习惯。这可从她一生出奇的俭朴生活和全身心的投入科教事业得到明证。
简历
1910年阴历2月22日 出生于广西桂林。
1926年 进入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
1927年 考取清华首届女生留美官费。
1927-1930年 赴美到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学习。
1930年 获密歇根大学理学学士学位，赴伊里诺大学继续深造。
1930-1933年 在伊里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33年 获伊里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3-1934年 在伊里诺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1934年 回国，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从事科学研究一年。
1935年 与傅鹰教授结为伉俪，并与傅鹰同去当时远在四川的重庆大学化学系任教。
1935-1940年 任重庆大学化学系教授。
1940-1941年 任福建沙县福建医学院化学教授。
1941-1944年 任福建长汀国立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
1944年 任国立重庆大学化学系教授。
1944年底-1945年春 离重庆经印度乘船去美国。
1945-1946年 在纽约康奈尔医学院du Vigneaud教授（1955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实验室任研究员。
1947-1950年 在密歇根大学化学系任研究员。
1950年8月 离美归国，10月到达北京。任辅仁大学等校教授。
1952-1960年 任北京石油学院教授。
1960-1965年 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1965年1月15日 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
辗转求学
“科学救国”的信念驱使张锦终生致力于教育和科研事业。她从小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勤奋好学。1926年，她由天津中西女中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次年，这个17岁的少女又在激烈的竞争中，考取清华首届女生官费，只身赴美留学。1927-1930年，她克服各种困难，以优异成绩在密歇根大学取得化学学士学位。随后，又到伊里诺大学，师从久负盛名有机化学家罗杰?亚当斯（Roger Adams）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在亚当斯教授指导下攻博的中国学生强手如云，有袁翰青、钱思亮、李景晟、邢其毅、蒋明谦、陈光旭等，这些后来都成为著名有机化学家。张锦是亚当斯指导下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时为1933年，年仅23岁。她的学习成绩全优，学位论文也极其优秀。实际上，她也是在我国化学领域内较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当年中国妇女取得博士学位的，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寥寥无几。可以说，她以自己的实践为20世纪初叶中国妇女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做出了榜样。
1933-1934年，张锦继续在亚当斯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尽管当时祖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极不安定，在美7年之久的张锦仍然义无反顾地踏上返回祖国之路。这时的她充满了实现“科教救国”的激情，同时，也到了该考虑自己婚姻大事的时候了。张锦和傅鹰于1927年在安雅堡相识，至1929年傅鹰回国时已经建立恋爱关系，他们俩报效祖国、“科教救国”的大志完全一致，在科学事业上，他们在一生中始终是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
潜心科研
1935年傅鹰和张锦在北京刚结婚，就相约同去遥远的、当时还很不开放的四川重庆。那时，他们确实把舒适安逸的生活置之脑后，感到内地人民更需要他们，而他们也可以在内地一显身手。例如：傅鹰在那时候，已经从物化和胶化的角度考虑桐油的利用，而张锦则着手中药的开发，从诸如当归和五倍子这样的四川丰产中药做起。抗日战争时期，实验仪器和药品都十分匮乏，张锦用炭盆代替酒精灯等办法保持学生实验和必要的科研工作得以进行。1939年傅鹰应聘去福建长汀厦门大学任教，张锦于1940年先到距离长汀不远的沙县福建医学院，次年也来到长汀厦门大学。因工作需要，张锦第一次任教除讲授有机化学外，还讲授生物化学课程。他们俩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潜心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40年代初，傅鹰已经指导研究生开展当时处于前沿领域的液相色谱的研究，而那时张锦在傅鹰的启发下也掌握了精细有机合成中极为重要的用液相色谱分离手性异构体的先进方法。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艰苦的生活毫无怨言，但对国民党政府愈演愈烈的腐败却失去对工作的信心。1944年，再次去美国工作。这样，他们从长汀出发，经由重庆，于1945年初，到达美国。傅鹰、张锦再次去美，想到的仅仅是进一步充实自己，更好地投身祖国的未来建设，他们丝毫没有把美国看成自己的归宿的想法。虽然那时他们的眼光还不可能很远大，但他们在1944年底出国前已经嘱咐留在重庆的侄子张存浩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这次邀请张锦赴美的是当时位于纽约东河岸畔的康奈尔医学院，这个学院的生化研究由著名的du Vigneaud教授领导。du Vigneaud也出自亚当斯教授门下，50年代中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张锦在康奈尔的一年多时间里着实充了一下“电”。在纽约，她也有机会重新会晤旧友侯德榜、徐宗涑、叶渚沛、孙增爵等，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必将走向光明的大趋势。1946年末，张锦回到安雅堡密歇根大学与傅鹰团聚。在这里，她和有机化学家W?E?Bachmann教授合作，从事当时相当前沿的科研项目：雌激素estrogen 的全合成，直至1950年她返回祖国之前。在这里，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广泛实验了多种途径，得到了近百个中间体。限于多种因素，她这一段工作多数没有机会整理发表，后来也没有机会继续完成，这是张锦一生中很大的憾事。当解放平津宁沪的炮声响起，人们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了。人民解放军沿江炮兵部队炮轰侵入长江的英国军舰，使傅鹰、张锦心情极为振奋。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科教救国”的理想即将能够实现了。张锦和傅鹰几乎与此同时就去订购回国的船票。美国方面则以种种方式推诿、阻挠、拖延，以至到1950年8月才能成行。
巨大贡献
张锦一回到祖国，立即投入紧张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又被分配到北京石油学院执教达7年之久。
1959年张锦奉调回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她又全身心地投入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一时期，她主要开设有机分析课和实验，并亲自编写教材。她编写的教材深入浅出，既有自己独到精辟的见解，又能让学生比较容易地接受。她编写的教材内容，从功能团出发，到如何分离纯化及鉴定，既有传统的分析分离概念，又有现代的分析方法，很有实用指导价值。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张锦还白手起家，建立起一幢实验楼。实验楼分为两层，楼上是助手和研究生的研究室，楼下是大学生毕业论文实验室和有机分析实验室。实验楼条件虽然简陋，然而一切实验所需都能自成体系。教师、本科生、研究生在这里相互帮助、指导和促进。在张锦的带领下，大家彼此融洽相处，在这幢占北京大学一隅的小小实验楼，形成了和谐的研究氛围和学习环境。许多在这里学习、生活过的老师和学生，都对这一段学习研究经历念念不忘。
张锦从1960年到1965年，共招收研究生9名，主要从事多环氮芥、多环杂环及表面活性抗菌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生的课题以多环类化合物为主，主要目的是训练学生掌握化学合成和纯化的基本方法，并常常为学生开一些“窗口”，让他们接触和了解甾体类抗肿瘤药物合成等前沿领域的课题。同时她还安排了各种类型的反应，如Mannich反应、Clemmensen反应、Crafts反应、Grignard 反应等等，目的是让学生熟悉无水氧化、氢化等各种操作。那时本科大学生就开始从事表面活性剂类抗菌剂的研究，研究各种R基因的胺和各种长度的R-C-对杀菌性能的影响。
张锦的一位研究生褚季瑜现远在美国，她回忆说，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期间，我们总是以张先生为榜样，早上7：00进实验室，晚上12：00才回宿舍休息。大多数的星期六晚上都是在张先生家的客厅里讨论工作度过的。当张先生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后，褚季瑜带着研究论文去看望老师，她虽然痛苦地与顽疾作坚强的斗争，却仍然高兴地与自己的学生交谈论文中的问题。正是在张先生病中指导下，褚季瑜顺利完成了第二篇论文。褚季瑜回忆起这段往事，心中思绪难平，“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都要感谢北大的师长学风给我的培养熏陶，特别是我的导师张锦教授的研究、教学精神、为人品德、爱国精神对我的影响。”
1965年1月张锦因患癌症去世，时年仅55岁。张锦短暂的一生是严以律己的一生，是追求自己理想——科教事业的充实的一生。她可以说是个“工作狂”，几乎从来没有过娱乐和休息。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全身心地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不但没有周末，而且也不分白昼和夜晚，她总是把全部的时间花在科学实验上，花在培养和教育学生上。她也爱好欣赏音乐艺术，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工作，就全都放弃了。她也以同样的人生观和同样严格细致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子女和学生。60多年后，张存浩回忆张锦和傅鹰当年在重庆炎热的夏季把着手反复向他讲解中小学课程时的情景，仍然有受益终生之感。张锦的生活俭朴也是出了名的。她一生从不讲究，也不制备穿着，1935-1938年，她和傅鹰的工资每月760大洋，属于高薪阶层，但张锦只买了一匹黑布和一匹蓝布，经裁制，冬季二人总着长袖黑布长衫，而夏季张锦则只着短袖蓝布长衫，一年到头如此。“一对布衣教授”，这在当年学术界已经传为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