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椽教授是山东省诸城县人，有机化学家，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6年至1930年留学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
回国后应聘厦门大学化学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刘椽副教授承担有机化学课程，他用英语讲课，思路敏捷、逻辑严谨，经常在讲课后半段安排课堂讨论，启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刘老师动手能力比较强，经常下了讲台就上实验台，为学生吹制各种所需的玻璃管。他批改作业也付出双倍劳动，不仅在化学专业知识方面，连英文的语法和表达也十分细心地批改。
抗战时期，刘椽教授担任化学系主任，显示出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内迁长汀时，他知道山区物质匮乏、交通不便，将大量的玻璃仪器和药品，从厦门搬了过来，而且将长汀的一座监狱改成了实验室。实验室宽敞，实验桌椅齐备。大多数实验一人一组，使每个学生能独立操作。刘老师用竹管代替自来水管，泥炭火炉代替酒精灯，并教育学生要节约，在物质匮乏时期，使化学系学生仍能得到应有的实验训练。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刘椽教授组织化学系师生坚持科学研究，取得不菲成果。其中，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资源发明的造纸技术、改良长汀酿酒工艺，影响甚广且久。1946年学校又从长汀迁回厦门。刘教授在厦门大学执教十八年，先后培养出卢嘉锡、陈国珍、蔡启瑞、邓从豪等国内外知名的化学家。
1947年，刘教授回到八年离乱后的山东老家，在山东大学化学系任教。他兼任化学系主任，并先后讲授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等物化等课程。这期间，他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日益不满，深恶痛绝。在彷徨之际，他通过一位亲戚介绍，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他渴望了解解放区，认识共产党。1948年，梦想成真，刘教授置一切危险于不顾，秘密走访了解放区。
1954年，中央决定让沿海高校内迁，其中将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迁到郑州。1955年，内迁一事作罢，但在郑州要新建一所综合性大学，命名为“郑州大学”。时任山东大学总务长、化学系主任的刘椽教授先期赴河南, 得到省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确定在郑州市建设区的菜王等四个村征地922亩作为郑大首期建校用地。刘椽教授从动员农民卖地搬迁，到设计校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一年之后，大学路西侧4幢朴素典雅的红楼拔地而起，那就是数、理、化三系的办公教学楼，大学路东侧也建起了东生活区。
在郑大筹建委员会中，他肩挑化学系筹建和全校总务两副重担。他说：“办教育要先练‘底气’。”从山东大学和吉林大学调来了教学骨干，把徒工送到山东大学培养成能吹制异型和特型玻璃器皿的高级技工；他亲自采购美国、德国化学专利刊物。对青年教师的外文培训更是身体力行。关于总务，他说：“总务就是服务。”只要有调来的教职工，他都亲自到车站迎接。1956年9月郑州大学正式开学，11月高教部任命刘椽教授为郑州大学校长助理。
欢庆郑大诞生的锣鼓尚余音缭绕，一场灾难却悄悄地向刘老师袭来。由于一条有关高校院系调整的整改意见，刘老师被戴上了“内部右派”的帽子，校长助理兼化学系主任职务统统被撤销……刘老师病了，高血压、心脏病乘虚而入。在那些年月里，刘老师并没有沉沦绝望，他主动申请为青年教师开设化学英语和化学德语课。为了支援农业，刘椽教授积极研究和试制了多种杀虫剂，植物激素和除草剂等，他不图名利，不计时间，一心为公。在他患病不能到实验室工作的情况下，仍不顾红薯黑斑病菌的感染，把实验设备搬到家里进行实验。1969年，刘椽教授急贫下中农所急，因陋就简，研制农药，取得良好效果，深受贫下中农欢迎。
刘椽教授在“文革”中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历史反革命”等等，多次遭批斗、抄家，并被打入“劳改队”强迫劳动。肉体上备受摧残，精神上惨遭折磨，以致身患脑血栓和糖尿病，又不能及时治疗，病情迅速恶化，于1971年5月含冤去世。他在弥留之际还嘱托家属，将自己一生集存的专业图书资料，无偿赠送郑大图书馆，赤诚无私，感人肺腑。
1978年郑州大学党委为刘椽教授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会。他的学生卢嘉锡、王文兴院士写了纪念文章。
（撰稿：林梦海 金能明）
（在收集刘椽教授生平资料的过程中，郑州大学化学系提供帮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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