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化学学科发展简史（上）（1921-1976）

一．初创时期　私立大学汇精英（1921-1937）

1.为兴学强国，陈嘉庚捐巨款筹建厦门大学

出身于厦门集美侨乡的陈嘉庚校主，早年漂洋过海到新加坡随父经商。父亲实业破产后，他自立门户经营黄梨、米行及橡胶，实业蒸蒸日上。1908年陈嘉庚还清巨额父债，在商界信誉日增。他虽经商成功，却饱尝“海外孤儿”滋味，当他了解英美重视教育而国富民强的情况，也想捐款兴学、富强祖国。无奈清朝政府腐败，陈嘉庚痛心疾首。

1909年他经挚友介绍，拜识了孙中山，第二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陈嘉庚筹款支持福建新政府、支援孙中山。1912年他回乡创建集美小学，后又在集美开办师范、中学、商科、农林、水产学校。1919年巴黎和约使陈嘉庚无比愤怒，五四运动爆发，又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陈嘉庚感到回国创办大学的时机已成熟，他决定将实业交给胞弟和女婿经营，自己回国筹建大学。

回国一个多月后，陈嘉庚即发出筹办厦门大学通告，并宣布认捐四百万圆洋银。这笔巨额资产是他当时的全部资产。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四百万圆洋银是不够的，他呼吁教育界、实业界、政治界有识之士共同来建设。

接着，陈嘉庚要为厦门大学选一处最好的校址。当时厦门市区偏在岛的西边，即现在第一码头到开元路一带。鸿山寺以南的大生里已属边远郊区。他觉得岛的东、北、中都不合适，他选岛的南端演武场一带，从大生里再往外，中间有蜂巢山、澳岭等山坡。从陆路要翻山越岭，大部分人取水路，从市区码头搭船，绕过虎头山下海面，在厦门港沙坡尾上岸。陈嘉庚选的风水宝地，西起许家村，东到胡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峰，南到大海边，约二千多亩的公共山地。

陈嘉庚邀请蔡元培等十位教育界名流组成筹委会。会议决定成立董事会为大学最高机构。创办人陈嘉庚为永久董事，凡捐助大学百万元以上者也推为永久董事，捐助五万元或对学校有特殊贡献者为名誉董事，大学校长为当然董事。

行政机构设校长一人，由董事会聘请。校长之下设办公处、教务处、总务处、编译处。

教学机构计划设师范、商科、工学、经济学、农林学、医学六个部，各部再分若干科。

筹委会还对教职员的聘任、免任，学生的入学及毕业、学费和保证金等作了研究，然后推举留日美、学习教育学的邓萃英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邓萃英推荐郑贞文、何公敢分别为教务长、总务长。并聘请了各科的教授，其中留美化学工程博士刘树杞为理科教授兼校长秘书。郑贞文１９１８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获理学士学位，1920年11月来校前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郑贞文除对学校筹办和校舍建设悉心办理外，还与刘树杞一道，对学科设置和师资聘任等认真谋划。

按陈嘉庚意见，学校1921年4月开学，先设师范、商科二部，师范又分文、理两科。学制预科二年，本科四年。

2.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开学

1921年2月，私立厦门大学在上海、厦门、福州、新加坡等地开始招生。报名考生190人，经考试录取新生112人，其中商学部28人，师范部84人。因考虑当时学生的程度，均为预科生。开设课程有国文、中国文学、英文、英读文、英国文学、英语会话、中国史、外国史、代数、三角、经济大意、商业地理、商业尺牍、化学讲演、化学实验、生理卫生、德文、法文、日文等19门课。

在新校舍建成前，学校借用集美学校的即温楼开学。校训定为“自强不息”，校歌由郑贞文写词，请音乐家赵元任谱曲。交通问题则由陈嘉庚备帆船和小汽船各一艘，来往于厦门与集美之间。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集美学校举行开学式。

为了扩大影响，陈嘉庚邀请了海内外名人政要，如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博士，福建省政府、教育厅代表，厦门官绅商学各界。厦大本校师生员工和集美各校师生共三千多人，参加了开学式。

在校长报告筹建过程，来宾杜威博士与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相继发言后，激昂的校歌在操场响起：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

谁欤操钥发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

谁欤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中国第一个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诞生了。

陈嘉庚选定5月9日国耻日，带领全校师生，冒着风雨来到厦门演武场，为第一批校舍奠基。第一批五座楼房在演武操场一字排开，同时兴建，都背靠五老峰，面向大海，与南太武峰隔海相望。楼房外墙用花岗岩石砌，内部砖木结构。屋顶为中式宫殿琉璃瓦，下面为西式楼房，考虑南方炎热多雨，五座楼南面有一走廊相连。

十个月后第一座楼竣工，全校师生即从集美迁入厦门新校舍，1922年底全部竣工。陈嘉庚将其分别命名为：群贤、同安、集美、映雪、囊萤。群贤楼作会堂和办公室，同安楼作教室，集美楼作图书馆，映雪和囊萤楼作学生宿舍。接着开始第二批校舍的建设。

3.新船起航，即遇风浪

新生事物的成长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厦门大学这艘新航船，启航即遇风浪。首先是邓萃英校长辞职。邓萃英博士留学日、美，回国后又从事教育方面工作，若能专心厦大工作，应能胜任校长一职。但邓还在北京高等师范代校长。北京、厦门两地相隔数千里，当时的交通、通讯又如此落后，要做好两处校长是不可能的。厦大又在初创时期，陈嘉庚校主不能容忍这种情况。邓在校舍建设上，又与陈嘉庚意见不同，所以刚建校不到一个月，邓萃英于5月3日就向陈嘉庚提出辞职。陈嘉庚让刘树杞代理校长，并电报邀请在新加坡的同盟会挚友林文庆博士出任厦大校长。

林文庆博士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获硕士学位后回新加坡行医，并创办医学院，讲授药物学与临床学。同时他还创办实业。林的第二任夫人殷碧霞是鼓浪屿人，促成林文庆博士接受陈校主的邀请。

7月4日林文庆到校视事。林文庆校长上任后，即提出他的办学主张，集中体现在他制订的《厦门大学校旨》，并决定从1921年秋季，将师范学部改教育学部，再设文、理两学部，全校共设文、理、商、教育四个学部。他将校训改为“止于至善”，还亲自绘制了大学的校徽。

1923年4月，改学部为科，秋季开始招收本科生，各科才开始分别教学。当时学生较少，全校一届才一百来人，分到各个科就只有十几个人，上公共课时有几十人，到专业课常有一对一的授课。到1923年春季开学，在校本科生119名，预科生149名。

1924年6月，经校评议会议决，学校教学机构调整、压缩，撤部、改科、设系，共设文科、理科和预科三个科，文、理两科之下再设14个学系，其中化学系列入理科。从此，化学系建制一直保留至今。

理科学生注册前需认定一个系为主系，还可选一辅系。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需修满141个学分才可毕业。一学期每周上课1学时为一学分，实验课2-3学时才记一学分。每学期至少修12学分，至多修21学分。年级则按学分划分：获入学资格为一年级生，修满36学分为第二年级生，修满72学分为第三年级生，修满108学分为第四年级生。凡修完规定课程经考试及格者，给予毕业证书及理学士学位。

筹办厦大时，陈嘉庚先生就预计到：学校不断发展，费用年年增多，一个人再富也难以承担。厦大创办初期，他以为只要厦大做出一些成绩，海外侨胞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厦大捐钱。从1922年冬开始，陈嘉庚在东南亚四处奔走，到处募捐。他向海内外实业界人士呼吁，但无人响应。甚至有相当交情的朋友，也借机推辞。厦门大学庞大的经费开支，重重地压在他一个人肩上。此时又传来厦大学潮的消息。

1924年校庆林文庆校长做尊孔报告，与当时提倡科学民主精神不符，引起学生不满；后又解聘教育科主任欧元怀等四名教师，学生要求校方收回成命被拒，矛盾进一步激化。学生罢课抗议，教师与学生先后致电陈嘉庚，要求撤换校长，校主不同意。校方竟想用军警驱散学生，导致武力冲突，成为震惊全国学界的学潮。6月8日，一批教师与二百多名学生离校去上海，并于9月20日创办大夏大学。离校师生中包括理科主任、化学家余泽兰，理科三年级学生刘思职（1921年入学，主修化学门。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第一次学潮中，学生改造学校的强烈呼声与另立大学的气魄，给校方极大震撼。林文庆校长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他开始整顿校风，广开言路，发扬民主。要求各系教职员每月集会一次，交换意见，以利改进。对于学生则强调德、智、体各方兼顾，不应偏于一方。

4.化学系名家引领，基础扎实

理科主任刘树杞博士早年就读美国密西根大学化工系本科，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19年获博士学位。刘树杞的博士论文“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解决了困挠美国化工业长达二十年的问题。毕业后相继被聘于培根化学实验室、法国驻美化验室、美国窦法化验室化学师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讲师。他在电化学与制革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其《电解法制铍-铝合金》一文为欧美学界重视，是我国熔盐电解的先驱。1921年年初刘树杞教授回国到厦大任教，先后出任理科主任，兼化学系主任，短短几年就建成化学楼、生物楼和制革厂。化学楼内各种实验室齐全，为化学系教学与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

除刘树杞教授外，化学系还聘余泽兰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物理化学讲师鲁望岩，化学教习林浩明，共同组成教学梯队。1926年秋，刘树杞教授每周讲授“无机化学演讲”3学时，“化学讨论会”2学时，还带实习6学时，共11学时。

刘教授利用他在制革学方面的优势，创办了制革厂，配备打光机、磨里机、压花机、去水机、发动机各一台，转鼓二台，另设一台水槽、两个灰池、五个丹宁池。可供学生进行制革实验，是极好的教学科研基地。化学系还从英国进口一套设备，安装竣工后可产生5000余立方的煤气供数百学生平时实验所用。同时得到的焦炭、煤胶、氨水等副产品，可用于各种研究。

学校经费靠陈嘉庚一人支撑，而理工科建实验室、购买药品、材料要大量经费，文科办杂志、出版专著也要经费。为经费事，文科（国学院）几位名教授于1926年下半年相继辞职，文理科教授积下的矛盾终于引发了学生的第二次学潮，结果是理科主任兼化学系系主任刘树杞教授也于1927年1月被迫辞职，学校又一次受损。

1927年王箴教授出任厦大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早年求学于美国，以优异成绩获麻省罗宛尔纺织工学院染化学士学位、密执安大学化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王教授讲授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多门课程。他精通多国语言、博学多才，加之循循善诱、教授有方，学生受益匪浅。

接着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张子高教授（1928年）、毕业于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邱宗岳教授（1928年），先后短暂出任化学系主任。1929年秋，耶鲁大学博士纪育沣教授接任化学系主任。他早年师从嘧啶化学权威约翰逊，在生化试剂研制与药物合成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是我国知名的有机化学家，后任中科院学部委员。

5.厦门大学获立案批准

截止到1928年，厦大第二批建筑建成：理yl6809永利官网大楼、生物院大楼，笃行楼（女生宿舍），兼爱、博学楼（教工宿舍），医院和镇北关家属院。图书馆藏书达五万余册。生物馆动物标本四千余件，植物标本存满二层实验室。化学楼的仪器设备和制革厂的机械设备齐全。鉴于厦门大学教学、科研设备齐全，生活设施如医院、电灯厂、浴室也一应俱全，福建省教育厅同意厦门大学立案申请，并转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审处。1928年3月获国民政府大学院批准立案，至此，私立厦门大学办学才获合法资格。

6.化学系茁壮成长

1930年2月，厦门大学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科”改为“学院”，将“预科”改为“附设高级中学”。教学机构调整后，共设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21个系。理学院下设六个系：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天文。

理学院院长由著名的分析化学家张资珙教授担任，他同时兼任化学系主任。张教授开创了我国最早的分析化学理论体系，是我国的普通化学、分析化学、化学文献、化学史等诸多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通晓英、德、法、俄、日等多国语言，曾为英国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提供了许多帮助。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曾应邀赴英国讲学，受到欢迎，并被膺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客座教授。

张资珙教授有一著名分子式C₃H₃,他向学生介绍这是“化学家的分子式”，同学们深感好奇与迷惑。他迅速写出三组英文单词——Clear Head（清醒的头脑）；Clever Hands（灵巧的双手）；Clean Habits（洁净的习惯）。学生才恍然大悟，分子式是由三组英文单词的头一个字母组成。他说，这C₃H₃是化学家应该具备的品格, 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影响。

张教授不仅讲课生动，而且酷爱人才。他在教学中发现一名学生卢嘉锡，虽是辅修生，成绩很出色，很有潜力。张教授有意引导卢嘉锡向化学发展，经常向他介绍欧美化学发展状况，灌输科学救国思想，而化学实用性较强，对于强国富民作用更大。在张教授引导下，卢嘉锡从第二学期起改为“主系化学，辅系数学”。

下面列出1930年学年度化学系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

必修课及其学分：

国文一 6，国文二 6，英文一 6，英文二 6，英文修辞学及作文 4，第二外国文一 6，

第二外国文二 6（以上七门课为全校共同必修课）

普通化学 5 ，定性分析 5，初等微积分 8，普通物理学 8；初等理论化学 8，

初等有机化学 5，定量分析 5，普通生物学 8；理论化学 8，高等无机化学 3，

高等定量分析3，高等有机化学 4，有机定性分析 3，胶体化学 2，数学化学 1，

化学研究 6，化学史2，化学材料收集法 1；工业化学 3，燃烧分析 2，热力学 3。

选修课及其学分：

家庭化学 3，水质分析 2，爆发物质研究 2。

1931－1937年化学系先后引进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化学博士区嘉炜教授、美国俄亥俄大学化学工程博士杨伟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理学士有机化学家刘椽教授、法国南锡大学理学博士张怀朴、美国爱荷华大学化学博士方锡畴教授。

1931年至1933年度，化学系由区嘉炜教授任系主任，系里还有杨伟教授、刘椽副教授、王祖舜助教、杨习镇助教任教。

区嘉炜教授、杨伟教授回国前作为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九位发起人之一，参与了学会的筹备工作和在美国麻省理工yl6809永利官网召开的第一届年会（1930年2月）。当时二度赴美的刘树杞教授对学会的筹备和组织给予大力支持，后来还出任学会理事和会刊《化学工程》筹备委员会经理。杨幼民教授代表私立厦门大学出席了1932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化学会筹建大会。同时出席本次大会的还有曾先后在我校任职的郑贞文、王箴、张资珙等。而当时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仅45人！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二、三十年代厦大化学学科师资水平之高。

当时课程设置有几个特点：

（1） 将国文与外文放在全校课程首位，连修3-4学年，共40学分，目的是给学生打好中外文基础，为以后学术研究创造条件。

（2） 注重知识结构多元化，院内各系实行课程交叉。

（3） 必修课设置注意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相结合。

（4） 选修课开设，力求内容丰富、门类齐全。

下面列出1931学年度化学系各年级的课程设置

第一学年 国文、英文、 英文修辞学及作文、普通物理学 、初等微积分、 普通化学、 定性分析

第二学年 英文二、德文或法文、党义、普通生物学、定量分析

第三学年 德文或法文二、有机化学、有机定性分析、理论化学

第四学年 工业化学、高等无机化学、胶体化学、化学研究、论文

此外，化学系还加强对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使学生将修习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之研究。化学系师生还于1933年2月24日成立了厦门大学化学学会。化学会将课堂学习与课外学术活动结合起来，开办讲座（如《毒气》、《化肥》等），举行学术讨论会和编辑学术交流刊物等。

张怀朴教授1934年到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兼系主任，讲授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他备课认真，教学效果很好。除教课外，张教授还带领学生做一些研究工作，从定课题、查阅文献资料、搞实验设计、做实验、写研究总结报告和撰写论文都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蔡启瑞在张怀朴教授指导下，完成了《电位法研究硝酸锌》和《硝酸镉水解》两篇论文。

方锡畴教授早年在美国爱阿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先后发表了《木糖的利用》、《丁醇、乙醇和丙酮三元混合物的分析方法》、《分析麦梗、玉米梗组成的通用方法》等论文，受美国科学界的重视。他1931年获化学博士学位，1934年来厦大任教，并暂代化学系系主任。他通晓英语，并能流利阅读法、德两种文字的化学文献，回国后经常与国外学术机构沟通信息。方教授讲课重视运用新资料，并讲究教学法。

刘椽副教授承担有机化学课程，他用英语讲课，思路敏捷、逻辑严谨，经常在讲课后半段安排课堂讨论，启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刘老师动手能力比较强，经常下了讲台就上实验台，为学生吹制各种所需的玻璃管。他批改作业也付出双倍劳动，不仅在化学专业知识方面，连英文的语法和表达也十分细心地批改。同时，他还于1935－1937年兼任理学院院长职务。

当时的学生卢嘉锡、蔡启瑞、陈国珍毕业后都留校任教。方锡畴教授和卢嘉锡助教编写了《普通化学实验教程》。张怀朴教授和卢嘉锡助教合编了《物理化学实验教程》。这两本讲义在很长时期一直被化学系同事采用。

1937年，理学院化学系实验装备完善，拥有普通化学实验室两间，理论化学实验室一间，分析化学、工业化学实验室各一间，天秤室一间，化学药品供应室一间，仪器储藏室一间，共有仪器15000余件，化学药品5500余种。还有制革厂一所，煤气厂一所。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等实验都可顺利进行。

7.困境中自强不息

正当厦门大学校务蒸蒸日上时，陈嘉庚校主在新加坡的实业却江河日下。1928年世界经济衰退，陈嘉庚所办公司货品大量积压，资金难以收回。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橡胶价格一落千丈，全力经营橡胶的陈嘉庚遭到惨重打击，情况十分危急。亲人劝他削减汇给厦、集两校的经费；乡亲出于好意，力劝陈嘉庚停止支持校费，将有限资金投入企业经营，以渡过难关，他坚决不肯。他说“两校若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 二十年来兴学报国将前功尽弃。因此，他宁肯“卖大厦，也要办厦大！”

从1930年开始，学校经费紧张，林文庆校长利用他在南洋的关系，一直在东南亚筹募经费。学校向政府申请补助，国民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从1930年5月补助厦、集两校每年6万元。后因日军入侵只拨3-5成，实属杯水车薪。同时，学校还积极争取官方或半官方的各种基金。

虽然陈嘉庚竭力支撑，华侨大力支援，政府有所帮助，但要维持五个学院、二十一个系的教学与科研，经费仍感不足，学校不得不精简机构。1930年9月停办天文学系，1932年秋合并工商管理系。1933年春社会学系与史学系合并，政治学系与经济学系合并，动物学系与植物学系合并为生物系。1934年6月撤销商学院，并入法学院，撤销哲学系。1936年学校不得已撤销教育学院。中文系与外文系合并，算学系与物理系合并。全校只设文、理、法商三学院，文学、历史社会、教育、数理、化学、生物、法律、政治经济、商业九个系以及附设高中部。

陈嘉庚企业收盘之后，他如坐针毡，经考虑再三，于1936年5月致电福建省政府和南京教育部长，请求将厦大无偿交归政府经办。厦大全体师生于6月集会，决议致电教育部，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政府将厦大收归国办。

下面为私立时期化学系历届毕业生人数：

刘云浦（1927届）、陈康白（运煌）（1928届）、卢嘉锡（1934届）、蔡启瑞（1937届）、陈国珍（1938届）等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国立时期　南方之强传美誉（1937-1949）

1.抗战中厦大迁往长汀

1937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年经费二十万三千元，列入当年度预算，经费总额是国立大学中最少的。7月6日任命刚从美国俄亥俄大学客座教授载誉回国不久、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机电专家萨本栋博士为厦门大学校长。任命第二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萨本栋受命于危难之际。

平津沦陷、淞沪激战，同年9月，日军袭击厦门，厦大校址濒临炮台、位于火线之中。学校决定暂时迁至鼓浪屿，借用闽南职业学校部分楼房设办公处，及英华中学和毓德女中部分校舍上课。10月5日，学校新聘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原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蔡馏生为代理理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化学系系主任和学校行政顾问委员会（5人）成员。

学校地处海防前线，终非久留之地。萨本栋校长当机立断，决定将厦大迁往福建山区长汀，报请省政府同意。12月20日，全校停课，24日开始迁移。当年厦门到长汀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多座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土匪出没，车辆又极少。全校师生员工分批出发，长途跋涉八百里，前后经历二十多天。1938年1月12日抵达长汀，图书仪器等设备也悉数运到。

长汀校园大礼堂坐落在校部西侧，原是长汀县文庙大殿，供全校性集会活动所用。但堂内空荡荡，光线黯淡。当时许多名人学者，如马寅初、华罗庚、李四光、陈立夫、李约瑟等国内外专家都曾来此讲学、演讲。校园里的教室，大的可容上百人听课，中的五六十人，小的三十人左右，分散在四处，各有编号。这些教室除少数砖木结构外，大多是木结构简易平房，屋顶用瓦或树皮，墙用柴泥、灰浆、鱼鳞板。教室环境安静、通风良好、光线明亮。学生宿舍有博爱斋、映雪斋、囊萤斋、笃行斋、求实斋……

长汀没有电，萨校长将自己小汽车上发动机卸下来，发电供师生晚自习之用。

使学生安心学习是这特定时期的头等大事。学校派人去产粮区采购大米、黄豆，提倡学生吃糙米，还规定给学生提供早餐配黄豆、中餐配青菜的饮食要求，以基本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需要。学校还自制豆腐以增加学生的营养，并为经济困难的特困生介绍校内外的兼职工作，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1938年5月，日军大举进攻厦门，在厦大校址投下五十几颗炸弹，校舍损毁严重。消息传到长汀，师生义愤填膺，痛斥日军罪行，十分挂念仍在厦的家人、朋友。全校兴起为国奋发求学的热潮。

2.萨校长重视教学，全国学业竞赛厦大折冠

萨本栋校长上任以后，一直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第一位。厦大改国立后，虽然经费不多，但学校竭力招聘优秀师资，充实教师队伍。1938学年度全校教授、副教授22位，1939学年度增至30位，1940学年度达40位。讲师、助教人数也有增加。此时，化学家蔡镏生教授代理理学院院长，刘椽任化学系主任。系里还有张怀朴、方锡畴、王兆和教授，助教陈天佑、李维扬，学生28人。

萨本栋校长在校务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亲自为学生授课，最多一学期开设了初等微积分、电工原理、交流电路、交流电机、无线电五门课。在萨校长带动下，教授全力授课。光谱专家谢玉銘教授刚到任，第一学期就开设五门课，每周25学时。其他教授任课都在10学时以上，相当一部分周学时超过20学时。

萨校长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他采取的措施是：

（1）、知名教授、专家权威亲自讲授基础课。萨本栋校长亲自编写“微积分”、“普通物理”课本，并讲授“初等微积分”课程。谢玉銘教授讲授“普通物理”， 傅鹰教授讲授“普通化学”，陈子英教授讲授“普通生物学”，李庆云、周辩明教授英语。如此豪华的基础课教师阵容，就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亦属罕见。

（2）、国文、英文、初等微积分三门基础课每周测验一次，以保证根深蒂固。

（3）、理论课重视感性体验，强调实习和动手。工程画、工厂实习、物理、化学实验都列为必修学分。

谢玉銘教授讲授“普通物理”十分生动。他讲惯量时，双手张开坐在旋椅上，旋转较慢，以后双手抱在胸前，旋椅转动马上加快，这样的讲述，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忘。

学校注重对学生通识的培养，要求文科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工科学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在考试上，学校实行严进严出的原则，故每年被淘汰的学生不少。对于毕业生的考试要求也很严格，一般3人中至少有一人不能按时毕业。学校还实行严格的导师制，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指导，且做记录以便更好地了解每个学生，引导学生的发展。

学校在物资匮乏，经费紧张的情况下，采取奖学、贷金、免费及救济费等多种办法，奖掖清寒好学的学生。奖学金方面，学校设有嘉庚奖学金、林文庆奖学金、刘树杞奖学金、萨师俊奖学金、中正奖学金及各省教育厅奖学金等。化学系有热心人士某君惠捐的化学奖学金两名，每名奖金200元。

到长汀后，厦大创办了土木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复办了法学院。1940年秋，学校已由搬迁时的三院九系，扩展到文、理工、法、商四学院，十三个系。当年招生214人。厦门大学在萨本栋校长苦心经营下，开始复兴。

1940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全国性学业竞赛，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为一年级学生国文、英文、数学三科竞赛；乙类为二、三年级学生各科系主要科目竞赛；丙类为四年级学生毕业论文竞赛。厦大选出参赛生甲类7名，乙类13名、丙类7名。甲类竞赛获奖者1名，乙类获奖者4名，丙类获奖者3名。按获奖人数与经费数评定，厦大名列第一。

194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赛，厦大又有六人得奖，在全国最好的五个学校中，厦大再居首位，蝉联全国第一。

消息传开，厦门大学声誉愈来愈好，前来投考的学生急剧增加。1938年1月厦大迁抵长汀时，学生仅196人，1944年招生达926人。

厦门大学办学成绩斐然，许多中外人士不远万里慕名来校参观讲学。1944年春，英国纽凯索大学雷立克教授、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先后来校。他们对厦大备极赞扬，葛德石谓“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

3.化学系老师创造条件培养学生

1937年刘椽教授担任化学系主任。内迁长汀时，他知道山区物质匮乏、交通不便，将大量的玻璃仪器和药品，从厦门搬了过来，而且将长汀的一座监狱改成了实验室。实验室宽敞，实验桌椅齐备。大多数实验一人一组，使每个学生能独立操作。

长汀没有自来水，刘老师带领大家在屋后堆个土墩，用陶瓷大缸储存清水，用竹管代替自来水管，土法上马解决了实验用水问题。热源除酒精灯外，还用闽西的泥炉木炭，但炭炉温度难调节。几个月后，酒精分馏器制成，每天可从土酒提炼出3-5升酒精，解决了酒精灯的燃料问题。常用酸碱，实验课消耗很厉害，当时条件很难买到，系里就自己制备。刘老师经常对学生进行节约教育，蒸馏水从储藏室里领取，使用时总是从洗瓶吹出一点细流，而不是倒出来使用；配好的药品滴出来使用，而不是直接倒出来用。

由于刘老师的精心设计和有效管理，即使在长汀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化学系学生仍然能得到应有的实验训练。蔡启瑞、陈允敦等刚留校的助教也做了许多协助工作。

在萨本栋校长忘我精神感召下，全校教师齐心协力争挑重担。1943年，化学系主任刘椽教授每周教课20学时。兼任理工学院院长的傅鹰教授每周也担负16课时的教学工作。

蔡馏生教授擅长光化学和化学反应动力学研究。他讲课有条不紊，板书清清楚楚，便于学生学习。教学之余，还与谢玉銘教授合作，进行光化学理论研究。

1938学年度燕京大学化学系理学士、美国缅因州立大学工学硕士，曾任美国韦士达厂化学师、中国实业部专门委员和北京大学、河南大学教授的王宗和受聘化学系教授。

胶体化学专家傅鹰教授1939年来校任教。他上课从不带课本，也不发讲义，一上讲台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该讲的内容详细解说清楚，必要时就将重点写在黑板上，供学生抄写。他特别重视化学中量的概念，认为在大学阶段，作习题如果不算出数据来，就不能说明你是真掌握了，因此课后布置许多习题。他的考试常常是开卷考，从不出怪题、偏题，但命题中不是所有给出的数据都要用到，锻炼学生应对实战的能力。

傅教授讲授的“理论化学”有许多重要理论与公式，需要较深的数学修养才能推导出来。傅老师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解释非常透彻清晰，学生得益匪浅。他开设“胶体化学”选修课，这是傅老师的专长，有深入的研究，讲解起来材料丰富、特别精彩。同时，傅鹰教授很重视实验，无论是教材中还是课堂上，都用翔实的实验数据来论证理论产生的基础。他指导学生手脑并用，仔细观察与分析每一个实验现象。

傅教授很早就认识到色谱在化学和生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四十年代，他带领青年教师蔡启瑞等进行萃取方法研究，开展色谱研究和应用。蔡启瑞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机酸混合物萃取分析法》一文，发表在美国《分析化学杂志》上，并从理论上指出这种方法适用的限度。 傅鹰教授高瞻远瞩，他预测：理论化学将在化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在他指引下，年青教师卢嘉锡、蔡启瑞都选择了结构化学为研究方向，也影响了化学系以后几十年的发展。

傅鹰教授在长汀期间撰写的普通化学讲义（1943年厦大版），估计50～60万字，旁征博引，含有许多新颖的内容。例如1943年原子弹尚未爆炸，他在书上已经写了许多核反应和放射化学的内容。在无机化学部分，他系统给出周期表各族元素共同和特殊的反应性质，而理论部分可以说是一部微型的物理化学。该讲义在厦大一直使用到五十年代。

傅鹰教授的夫人张锦教授1940年先到距离长汀不远的沙县福建医学院任化学教授，次年来校任化学系教授。张锦教授除讲授有机化学外，还讲授生物化学课程。他们俩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潜心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对艰苦的生活毫无怨言。平时，张锦只买一匹黑布和一匹蓝布，经裁制，冬季二人总着长袖黑布长衫，而夏季张锦则只着短袖蓝布长衫，一年到头如此，被同事们称为“一对布衣教授”，在当年学术界传为美谈。自幼由张锦、傅鹰抚养的侄张存浩，也在长汀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习，1943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

萨本栋校长钦佩傅鹰的学识渊博和正直为人，当时正值萨本栋有病，便多次推荐傅鹰接任厦门大学校长职务。但国民党当局却诱迫他参加国民党。傅鹰坚定地说：“如果当校长一定要加入国民党，那我宁可不当校长。”这么一来，傅鹰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 1944年，傅鹰、张锦夫妇离开长汀到重庆任职，不久再度赴美国，分别在密执安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其侄张存浩也随之迁入重庆大学化学系学习。

有机化学老师方锡畴教授除了讲课材料新颖，他还有个特长，就是吹制玻璃技术十分高明，学生都非常想学。他就专门开了一个吹制玻璃的技能课，一盏喷灯、一根玻璃管、一个小锯片，他把玻璃管锯平、焊接好，吹成小玻璃泡，做成小玻璃瓶，他还能吹制出特殊用途的小冷凝管……看着方教授把几根玻璃管吹成一套玻璃实验仪器后，学生觉得他简直是魔术师。一些学生学会了这一绝招，以后在教学与科研中都受益匪浅。

1940年之后，化学系又先后聘请了巴黎大学理学博士胡嘉谟，德国明斯特大学化学博士黄兰孙教授，原福建省研究院工业研究所所长方乘等。

抗战期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化学系师生坚持科学研究，取得不菲成果。其中，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资源发明的造纸技术、改良长汀酿酒工艺，影响甚广且久。

1944年，萨校长因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他向教育部提出辞呈。

4.日本投降，厦大复员厦门

1945年8月16日夜，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这一特大喜讯，犹如平地一声雷！顷刻传遍了一向沉寂的长汀山城内外。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锣鼓声此起彼伏，人人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厦大师生纷纷奔向街头、跳跃欢呼。

抗战胜利后，化学系主任刘椽教授一家七口离校回山东老家，任山东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系系务由陈允敦副教授暂代。

9月教育部批准萨校长辞职，任命汪德耀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全校师生迫切盼望迁回厦门，但听说厦大校舍被破坏得很厉害。1945年12月汪校长赶到厦门察看，查明原化学大楼、生物大楼、女生宿舍笃行楼、兼爱楼、白城教工宿舍26座，还有发电厂、膳厅、医院等，全部夷为平地。连梁木砖石，都被日军运去作防御工事，校园一片废墟。只有群贤楼群做些修理还可使用，但被国军用作关押日本俘虏的场所。

学校决定二～四年级学生仍在长汀待一年，一年级招收新生先在鼓浪屿上课。校方与英华中学协商，借用部分教室，又借到田尾小学部分校舍。汪校长及复员处多方努力，征得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博爱医院、八卦楼和日本小学等处为厦大校产。1945年12月，厦大一年级新生在鼓浪屿正式上课，消息传出，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学校还与多方交涉，1946年2月，日本俘虏从厦大撤走。当年6月底，群贤、集美、同安、博学、囊萤、映雪等楼修缮工程相继完成。

长汀校本部积极准备迁回厦门，大部分图书、仪器设备已装箱待运。当时，厦门与内地交通极为不便，长汀通往漳州的公路只修复到水潮。学校决定一路分三段：长汀到水潮，公路498华里；第二段水路：水潮到漳州，水路120华里。第三段转入海程：漳州到厦门，90华里。1946年秋，厦大师生全部返回厦门上课。

下面为化学系在长汀时全系学生数

长汀期间，化学系先后培养了李法西（1938级，海洋化学家）、邓从豪（1945届，后为量子化学家，院士，曾任山东大学校长）、周绍民（1945届，后为电化学家）、黄保欣（1945届，香港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林尚安（1946届，后为高分子化学家、院士）、张存浩（1943级，后为物理化学家，院士）、李联欢（1947届，后为化学家）、张永巽（1947届，后为化学家）等优秀学生。

5. 卢教授重振化学系，众教授群策群力

1937年卢嘉锡考取公费留学，赴伦敦大学化学系，师从萨格登教授，获博士学位后，因抗战爆发无法回国。卢博士转到美国，在化学大师鲍林实验室六年，成为早期测定晶体结构的化学家之一。1945年11月卢嘉锡归国后，受聘化学系教授，并出任化学系主任。此时，抗战期间不少教授离厦而去，尤其是随萨本栋校长辞职，当时任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的傅鹰教授，蔡镏生教授相继离校，化学系师资日渐单薄，尤其缺乏名教授。同时，几经战乱，保存下来的化学设备陈旧，药品匮乏……卢嘉锡教授时刻感到身上的担子是那样沉重。但他并不气馁，抱着重整化学系的决心，竭尽全力为之奔走。

该年暑假，卢嘉锡教授在学校支持下争取到一笔经费，并亲赴中国台湾采购。他原希望此行能满载而归，谁知战后中国台湾也很不景气，样样短缺。几经周折，总算从台北等处买到一批急需药品，聊以对付暂时的困难。化学楼被炸毁，囊萤楼被改作理化实验室，一楼是化学实验室。实验课时，学生从鼓浪屿坐船来本部做实验。

令人更为头疼的还是师资问题，当时物价飞涨，经费无着落，厦门交通又极为不便，谁愿意来自讨苦吃？此时，在遵义军医大任教的方锡畴教授，回厦门探亲。方教授原是卢嘉锡大学时的老师，于抗战中去内地。卢嘉锡闻讯后，连忙登门拜访，师生久别重逢，方教授听说萨本栋校长已辞职，原先同事也大多离校而去，热情削减了许多。没想到早年的学生已经成长起来，卢嘉锡使他终于下定决心，返校任教。方教授在卢嘉锡先后两个学期赴国立浙江大学讲学期间，曾主持化学系系务。

接着，卢嘉锡教授又了解到祖籍厦门，在印度任教的有机化工专家吴思敏教授有心回国，立即同他联系，请他来校任教。不久，卢嘉锡教授又与身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人元博士联系，他在来信中透露了回国的意向，卢嘉锡教授立刻向他发出邀请函。钱人元接受卢嘉锡的邀请1948年回国到厦大任化学系教授。钱人元教授在高分子物理领域颇多建树，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一届理事长。

这些教授先后到校，壮大了化学系的师资阵容。除了多方聘请名师以外，卢嘉锡也十分重视培养年轻教师。1947年，他支持蔡启瑞赴美留学。1948年，他推荐陈国珍赴英留学、李法西赴美留学。1949年，卢嘉锡兼任理学院院长，还兼任过物理系系主任。

卢嘉锡教授把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新书交给学生，创立化学系的小图书室，供师生阅览，每天下午和晚上开放。在当时新书极端缺乏的情况下，真是雪中送炭。卢老师讲授结构化学时，书本上只印一些基本的晶体模型，为了增强学生的立体空间感，他要求学生自制球棒结构模型，用黏土做球，用铁丝做棒。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

先后来化学系的专家、教授都为化学系的振兴群策群力。

钱人元教授193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3 年去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州理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依阿华州立大学多处就读。1948年刚回国，就到厦门大学任教。他对新事物敏感，擅长开拓边缘学科新领域，在他影响下，田昭武等青年学者开始交叉学科的研究。卢嘉锡教授和钱人元教授，在四十年代末开设的现代化学、统计热力学，都是国内少有的课程。

除了理论教学，化学系也重视实习。1947年2月，由方锡畴教授为团长、胡嘉谟教授李博达副教授为副团长，带领学生20余人组成“赴台化工参观团”，参观高雄、台北等地工厂及研究机构，并与他们探讨了工艺问题与技术难点，解决了一些生产难题，受到好评。第二年暑假，化学系再次选派四年级学生7人，前往中国台湾溶剂、肥料、制糖、造纸等工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两届学生赴台实习，得到沈祖馨（化学系1939届，时任中国台湾肥料公司工程师）等在台系友的协助和安置。

卢嘉锡教授是长期坚持教学第一线的典范，他先后主讲过物理化学、高等物理化学、高等无机化学、结构化学、热力学、统计热力学、量子化学、数学晶体学、X射线晶体学等10多门课程，所讲授的课程多是当时国内新开设的，内容深奥，但讲授很有特色。凡是他讲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听众不仅有化学系学生，也有外系学生，还有助教、讲师，甚至教授。

当时条件虽然艰苦，学习生活却是丰富多彩。每天下午课外活动的海报，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贴满布告栏。北方的名教授、名学者云集于此，他们的学术报告最具吸引力。例如，电影名导演洪深教授有关电影的讲演，当他谈到演员如何“中弹”时，自己突然在讲台上倒了下去，动作十分干净利落。

卢嘉锡系主任邀请汪德耀校长的胞弟汪德昭博士和生化研究所王应睐教授给学生做关于原子能和生物化学的学术讲座，使学生接触到当时的科学前沿。为了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陈国珍老师带领学生举办化学展览，让学生总结、概括某一方面的知识，做成墙报，并与同学交流。化学系还举办演讲会，让学生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这段时期，也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如44级朱沅（后成为蛋白质结晶学家），45级田昭武（后成为电化学家，院士，曾任厦门大学校长），47级张乾二（后成为量子化学家，院士）。

6.黎明前的黑暗

1948年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发生重大变化，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取得节节胜利。而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厦大学生的伙食陷入困境：原来“两干一稀”变为“两稀一干”，后来三顿稀饭都维持不了，更不用谈什么鱼肉蔬菜了。教师薪酬也无法发放。全校师生投入“反饥饿、反内战”的洪流。

1949年8月，福州、泉州相继解放，逃到厦门的警备司令毛森带领特务，包围厦大，抓走了十几名地下党员和革命师生，逃往中国台湾前杀害了一批。厦大八名优秀儿女，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9月国民党汤恩伯总部强占厦大校舍，把留校师生赶到鼓浪屿新生院。10月17日，解放军攻克厦、鼓两岛。

度过腥风血雨的黑夜，厦大师生终于迎来了解放。

三．解放十七年　调整中奋发前行（1949-1965）

1.解放初期，理工两学院赴龙岩办学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10月20日解放军厦门军管会主任叶飞发布教字第一号令，派军代表吴强接管厦门大学，留厦师生得知军管会接管，无不欢欣鼓舞，于23日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全校掀起建设人民新厦大的热潮。由于战争，许多师生离校，所以第一步是回校复课。1949学年度招生，按厦门军管会指示，文、法、商三学院暂不招生。理、工两学院8个系于12月招收新生135名。二至四年级老生于12月21日正式上课。由于数百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革命未能按时返校，复课时老生实到人数仅645名。新生于1950年1月15日正式上课。全校在校学生780人。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亚南为厦门大学校长。学校行政方面设校长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教学机构分设文、理、工、法、商五学院。理学院设数理、化学、生物、海洋四个系。化学系内分纯粹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化学三个组。理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继续兼任化学系系主任。

1950年春季化学系课程设置如下：

定性分析、理论化学、普通化学甲、有机化学、有机分析、高等有机化学、工业化学 、纤维素工业、可塑物工业、地质学、普通化学乙 、工业化学计算、普通化学丙（实验）。

教授有卢嘉锡、方锡畴、吴思敏、钱人元、陈允敦等五人，助教五人。

1950年，卢嘉锡教授在国内高校中首先创办了以物质结构为主的化学研究所（后改称化学一所），并担任所长，当年又招收了郑作光、胡玉才两名研究生。卢嘉锡成为解放后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之一，两名研究生也是我校理科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

1950年夏，美国派兵朝鲜的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开入中国台湾海峡。地处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不断遭到妄图“反攻大陆”蒋军的空袭和炮击，教学工作受到很大干扰。每当响起空袭警报，师生就得紧急疏散，进入南普陀后山的防空壕躲避。文科院系还能在防空洞上课，而理工院系仪器设备多，不能随时搬动，遇到空袭就无法上课。上级决定将理、工两学院暂时疏散到闽西龙岩。学校考虑到工学院大型仪器多，所以决定搬到城关，理学院则到白土乡。这一内迁工作得到龙岩地区的大力支持。

1951年3月，两院师生及家眷分批向龙岩进发。先乘汽船离厦，在漳州附近上岸后，除了教授和老弱病残者外，均自挑行李徒步长途行军。师生300里负重跋涉，又逢滂沱大雨，辛苦疲惫之状可想而知。令理学院师生喜出望外的是，他们经数日艰苦跋涉、抵达龙岩白土乡时，一切均井井有条：当地老百姓都腾出较好的房子，教室、实验室和宿舍都已准备就绪。这是得益于卢嘉锡教授先期赴龙岩，遇到当地我系1939届校友林硕田（福建龙溪人），在他协助下，内迁安置工作很快就绪，两院按原计划4月1日在龙岩复课。

1951年，陈国珍教授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归来，接任化学系主任，卢嘉锡教授出任学校副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解放后，化学系规模发展很快。1949年到1950年，全系学生还只有50名，此后十年，在校学生数发展到五、六百人。

2.院系调整

1952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改变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状态，教育部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我校调整内容很多：航空系调出，与其它学校相关系科，组成北京航空学院；工科土木系、电机系、机械系与土木专修科全部调出，并入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及华东水利学院；海洋系调出，并入青岛海洋学院；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企管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教育系调整到福建师范学院；厦大农学院与福大农学院合并成福建农学院。至此，厦大由一个文、理、工、商、法、农、教育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大学，调整为以文、理为主的大学。解放前，我国大学主要实行英美式的通才教育，调整后学习苏联的专门化教育，化学系分为分析化学与物理化学两个专门化。

院系调整后，全面进行教学改革，取消学院建制。化学系由陈国珍教授任系主任，秘书赵景总，实验室主任李法西副教授。改革后的教学大纲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课程内容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辩证唯物主义要贯彻始终；二是尽量采用苏联的教材和参考书。学校规定，教研组为学校教学的基层组织，由一门或数门性质相近课程的全体教学人员（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教辅人员）组成。教学计划集体拟定，加强试讲、听课制度。下表为五十年代初，化学系第二学年的开课计划。

1952年～1954年化学专业第二学年专门化课程 开设一览表

考试方法也向苏联学习，将百分制改成五分制。学生根据安排轮流去考试，从老师准备的考卷中，抽出一道题回答，老师当场打分。口试进度较慢，一门课要持续二、三天。

3.陈嘉庚捐募巨资建校舍

刚解放，陈嘉庚从新加坡到北京参加政协大会，对新中国的厦门大学，充满憧憬：厦门大学将发展为3-4万学生的万人大学，要有医学院、农学院……他委托大女婿、星马橡胶大王李光前将自己在新加坡的剩余财产拍卖（得800万元），又向李光前募得600万元，加上南洋华侨捐款，共计2000多万元。利用这些经由泰国源源不断汇来的资助，陈嘉庚亲自主持，先后完成五大楼群及一场两池的校舍扩建工作。

首先建设了男生宿舍芙蓉一～四，女生宿舍丰庭一～三，以及家属宿舍国光一～四，三大楼群共十一幢楼。接着在面对南太武的演武场左右两侧，建起一排五幢的建南楼群和两幢成伟楼群。同时，在建南楼群前方，建设一座上弦体育场和两个海水游泳池。建南楼群，中间是雄伟的建南大会堂，两侧是南安楼（化学馆）、南光楼（物理馆），再两端是成义楼（生物馆）、成智楼（图书馆），并延伸到成伟楼（厦大医院）。

建南大会堂前面采用绿色琉璃瓦、中式宫殿大屋顶，后面为橙色瓦屋顶，西式墙体中式砌筑的楼房，通过各种台、楣、柱线的细加工，使造型和谐、富于时代感。墙体采用白色花岗岩，与釉面红砖交错堆砌形成彩角，在朝晖、夕阳照射下，更显得绚丽多彩。紧靠大楼的山坡巧妙地砌成25级、可容纳2万观众的看台，俯对32000平方米的半月形大操场。宽阔的绿茵场，配上那白石的几十层台阶，上面屹立着五座气势恢宏的大楼，构成厦大一处绝佳景观。

令人称道的是，为完成这些融汇中西的建筑楼群建设，陈嘉庚亲自勘探地基、设计方案、择地放样、监督施工，甚至在厦门周近地区办起砖瓦厂和采石场，供应工程的全部所需，大大节省了工程造价。

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些建筑相继落成后，陈嘉庚力排众议（包括李光前的提议），任何一幢楼的命名，都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全部围绕李光前来构思。陈嘉庚用李氏本名（光前）和父名（国专）及原籍福建南安，命名了国光楼、南安楼和建南大会堂；用李光前出生地村镇命名了芙蓉楼、丰庭楼，用李光前的三个儿子的名字命名了成义楼、成智楼和成伟楼。

这些楼群落成后，极大地改善了厦大的办学条件和实力。理科学生从龙岩回厦，即搬进新校舍，男生在芙蓉一，女生在丰庭一。化学系搬进了南安楼（化学馆），结束了从抗战开始，实验楼被毁、到处打游击的局面。

有了宽敞的实验室、图书资料室，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化学系招生从1953年五十几人，1954年急速上升为九十人。化学大楼三层、南北通透，每层都有两排实验室，可满足几百学生进行实验和全系教师科研需要。 站在南安化学楼，南望大海碧波万顷、海风徐徐，北望五老峰、郁郁葱葱。山坡下建有药品仓库一座，另外还有仪器设备加工处。

4.化学系建立党组织

1952年6月，福建省委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调派张玉麟等15名政工干部到厦大，设立政治辅导处，张玉麟任政治辅导长。张玉麟在抗战中曾任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太行专署副专员等要职，1949年率南下服务团到福建，1952年由青年团福建省工委书记调往厦大。1952年10月，经厦门市委批准，成立中共厦门大学党委会，张玉麟任书记。

省委调派来的政工干部，分到各个系任政治辅导员，主要任务是在各系建立党的组织。1953年化学系成立党支部，刘正坤任党支部书记。刘正坤1946年就读厦门大学化学系，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闽西南地下党厦大党总支直属党小组组长。1951年，刘正坤同志服从组织安排，从福建省委调到厦门大学。1953年，组织考虑到刘正坤对化学系情况较为熟悉，将其从物理系调到化学系，主要进行教师的思想工作。

1956年中共福建省委任命陆维特为厦大党委书记，张玉麟改任第一副书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各系都建立党支部后，政治辅导处撤销。

培养高级知识分子，建设坚强的化学系党组织，始终是刘书记的工作重心。刘正坤书记积极争取化学知名专家、教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嘉锡老师是第一个被争取入党的教师专家，期间经历了不少的波折。卢嘉锡回国前在美国国防部从事原子能领域的研究，由于此段经历，在进行政治审查的时候，很多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为此，刘书记特意向组织说明卢嘉锡保护地下党员的事迹。1949年8月，厦门大学地下党3名工友被捕。为了保护其他地下党员，卢嘉锡老师自己掏钱，资助一位地下党同志前往香港进行避难。由此可看出卢老师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对党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卢嘉锡老师的入党问题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亲自到张玉麟书记家进行了解。刘正坤前往进行汇报，并最终得到肯定，卢嘉锡没有政治问题，批准讨论后发展入党。

刘正坤书记第二个动员入党的是陈国珍教授。陈出生于贫苦家庭，刘正坤书记便对他进行思想动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利益。陈国珍教授入党后，周绍民、蔡启瑞教授等化学系知名教授、学者，先后在刘书记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

5.五十年代化学系蓬勃发展

陈国珍回国不久，卢嘉锡就推荐他接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在担任系主任的八年中，他在卢嘉锡主任此前重振工作基础上，为化学系发展壮大做出很大的努力。化学系在国内首批设置了仪器分析专门化，购置了当时先进的Ｘ光衍射仪、分光光度计、摄谱仪、荧光计和极谱仪等许多电子仪器，为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陈国珍教授十分重视教学工作。他不仅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仪器分析专业课，还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普通化学基础课。陈教授备课十分认真，即使十分熟悉的课程也是如此。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和晚上，他拒不会客，关在房间里准备讲课的内容。陈教授上课的特点是概念阐述严谨，条理分明，由浅入深，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60年代初，他已担任校长助理，为了示范“少而精”的教学，再次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普通化学课程。学校教务处特地将他讲课的录音播放给全校中青年教师收听，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五十年代，分析课由陈国珍老师讲授，万桢老师负责带实验。万桢、赵景总老师带领学生去南京地质部中心实验室实习，实习阶段完成了许多课题，给实验室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南京中心实验室与我系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分析组学生毕业实践就到南京去。由于我校分析化学研究内容、门类比较齐全，南京大学、华东师大化学系还多次邀请我系分析化学教师去南大、华师大讲学。

院系调整后，兄弟院校化学系大多由无机、有机、分析、物化四个方向组成，而我系只有物化、分析两个方向。1953年方锡畴先生提出，我系学科发展不平衡，缺少无机、有机，这些有创造力的“一条腿”。卢嘉锡、陈国珍等校系领导研究后，决定筹办这两专业。从1956年春，先后派林硕田、潘容华、郭奇珍老师赴南开大学进修有机化学。林硕田老师主修有机合成，还兼修其它课程；潘容华老师主修有机分析；郭奇珍老师主修有机结构。1956年在方锡畴老教授带领下，林硕田、郭奇珍、潘容华、陈文侃、庄毓奇等教师组建了有机化学专门化。进修教师学成归来后，1958年有机化学的专业课都开设出来了。同时，许志文（复旦毕业）、李德娥、黄海水等毕业留校，有机组形成了老中青年龄分布合理的教师队伍。1960年有机组陈文侃、黄建全、郑思奇等老师被调去支援新建的福州大学。

五十年代末，郭奇珍老师带领黄海水、黄建全等与生物系老师合作，研究植物生长调节素，对象为天然产物月光花黄素。化学系老师负责月光花黄素的提取、分离与鉴定；生物系老师负责月光花黄素对植物的使用与生理研究。八十年代，胡友川老师将其带到法国，测定了月光花黄素的结构。该成果已作为成功案例，写入植物生理学的教科书。郭老师还撰写了《有机硫杀虫剂》、《植物刺激剂的化学》等知识丛书，1962年在农业出版社出版。

潘容华老师除了讲授有机化学，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1958年接受福建省下达的任务，在厦门建一个化学纤维厂。系里调查后，决定派人到天津工业实验所，学习糠醛试剂尼龙66的制备，又到苏州一科研所学习蓖麻油试剂尼龙11的制备。回来后，一方面在学校开展实验，一方面在杏林建厂，准备第二年试产。就这样化学系又开辟了高分子化学方向。

顾学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52年调到厦门大学化学系，1956年顾学民副教授带领江培萱、许书德、江启温、颜玉玺、王增华等老师，创办厦大化学系无机化学专业。无机组还选派李志贤、吴家陆老师赴复旦大学进修。无机化学教研室长期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不仅要讲授本系的基础课、专业课，还要承担全校的普通化学课程与实验。

化工组吴思敏教授在讲授化工原理同时，注重联系生产实际。他带领青年职工林荣基、郭志杰等，积极开展利用天然果皮、稻秆、谷壳、荔枝壳等废弃材料研制果胶、人造丝等，变废为宝。并将这些科研成果总结成多篇论文。陈允敦副教授在讲授结晶学时，为使学生容易领会．设计了一套模型与图样作教具，提高了教学效果。他将自己创建的制造计算尺的技术方法和设备贡献给国家，得到了教育部的专项奖励。

陈国珍教授治学严谨，要求学生爱护仪器，操作技术一定要过硬。曾有一学生操作不慎，损坏了仪器，检查了三次才过关。他带领分析组的年青教师陈天驥、钱九漳等，进行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系统研究；他还带领郑朱梓、黄贤智、王尊本等教师，先后进行多种微量金属元素萤光测定方法研究。分析组万桢、杨孙楷、张荣坤、黄会良等老师，主要从事电分析研究；赵景总、黄展胜、林添明、谢国勋、苏循荣等老师，主要进行光谱分析研究。他培养的众多分析化学人才，后来不少人成为学术带头人和分析队伍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物化学科在卢嘉锡教授的带领下继续得到相应发展。

6.登上全国舞台

建国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国际的差距很大，化学系开设的课程大多限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与化工等，少有开设在原子、分子水平的物质结构、量子化学、反应动力学等。为了赶上国际先进水平，1953年夏季，教育部邀请厦门大学卢嘉锡教授和东北大学唐敖庆教授，在青岛举办暑期物质结构讲习班。唐敖庆讲授量子化学基础，用数理方法解释化学理论，使深奥的理论变得可亲可近；卢嘉锡讲授晶体化学，用晶体的原子、分子结构，来说明它们与性能的关系，使化学性质变得有理可循，多姿多彩。唐教授数理基础扎实，讲课纲举目张，举重若轻；卢教授理论联系实际，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学员听后茅塞顿开，觉得“物质结构”妙不可言。

青岛讲习班极为成功，卢嘉锡与唐敖庆在国内声望剧增。高教部认为这种讲习班的效果很好，决定第二年在北京大学再次举办。夏天的北京虽不像青岛那样清爽宜人，但是由于青岛讲习班的轰动效应，这次报名参加培训的人更加踊跃，实际人数比预计多出一倍以上，培训临时改为办平行的两个班。这回担任主讲的除了卢嘉锡和唐敖庆教授外，还增加了吴征铠和徐光宪教授。

举办“物质结构讲习班”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两次讲学为以后我国高校化学系普遍开设“物质结构”课打下很好的基础，很多后来在该课程教学中大显身手的教师，就是这两次讲习班培训出来的。

除了学理论，有些教师还跑到厦门，向卢教授请教培养晶体的技巧。当时，山东大学的张克从、蒋民华，武汉大学魏克全，四川大学的吴守玉来厦门大学，卢嘉锡教授、陈允敦副教授带领青年学者张乾二、张炳凯，和山大、川大的教师一起探讨在水溶液中培养晶体的技术。这些老师回去后，将此技术发扬光大，水溶液中培养出国际领先的、有各种功能的大晶体。

1956年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身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卢嘉锡教授与刚回国的蔡启瑞教授，到北京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制定科学远景规划，有幸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他们心中不时涌起一股主人翁的自豪感。

此次会议，化学组的十几位代表，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化学家，卢、蔡在里面是最年轻的。杨石先先生任组长，他要卢嘉锡与唐敖庆做文字工作。卢与唐反复琢磨，认为掌握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无异于掌握一把解决化学各种问题的金钥匙。因此，他们极力提议，化学学科的中心课题以“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为好。这一提议及他们雄辩的阐述得到了化学家的赞赏，一致通过他们的提议，写在远景规划里。

回到厦门，校系领导也很支持，化学系的发展以物理化学专业为重点，以物质结构为中心。响应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刘书记也积极支持、选派化学系教师和学生前往国内外留学和进行交流活动。黄金陵，周绍民，张帆，徐志固等年轻教师先后被派往苏联留学。

1956年起，为满足东南亚等地区海外华侨子弟学习文化、谋生就业和回国参加建设的需要，应中央侨委等部门要求，学校成立华侨函授部，化学系抽调安丽思等老师组成化学函授组，培养化学专科海外函授生，1960年又增设化工专科。至1965年，累计招收培养海外函授生1436名。

7.海防前线民兵营

1954年9月，蒋军从金门向厦门发射炮弹38万余发，一个月中出动飞机1200多架次，对厦门岛狂轰滥炸。厦大校舍多处受到燃烧弹、机枪和炮弹的袭击，职工和学生均有多人受伤，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遭受破坏。学校首先进行防空、防炮设施的建设。在五老峰山麓和楼房周围的地面上，师生们挖出一条条弯曲而相通的防空壕沟，纵横交错布满校园各处，并利用五老峰的天然洞穴进行编号，成著名的“厦大十八洞”，比较大的防空洞则当作教室。学校实行三部轮换，每部四节一贯制办法：即上午文史科，下午财经科分配在防空洞上课，晚上理科分散在靠洞的安全地带上课。每周上课时间限在24小时，教材力求精简，实验课和课堂讨论酌情减少，星期天作为补课时间。体育课采取分散、就近、分组的办法进行。到11月中旬，在人民解放军炮火猛烈反击下，国民党飞机空袭次数减少，学校恢复了白天正常上课。

每当空袭打炮，厦门上空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全校师生立刻疏散、离开教室，就近进入坑道，路上不能行走，有纠察队员站岗。从坑道可抵达“十八洞”，那里有教室、防空指挥部、会场等。

1958年，驻中国台湾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第七舰队支持下，频频骚扰我大陆海岸。为了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从8月23日～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炮数十万发，全面封锁金门岛国军阵地和飞机场。厦大师生再次经受了炮火的洗礼。9月4日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对厦门岛发动大规模炮击，杀伤了江头居民和禾山中学师生。9月8日竟把厦门大学作为目标，约60枚炮弹打到厦大校园，化学系四年级学生谢坚固被击中胸部和腿部，造成重伤，还有其它系的师生受伤。

在激烈的炮战中，学校宣布成立“厦门大学民兵师”，王亚南、张玉麟分别任正副师长，吴立奇、未立功任正副政治委员。民兵师下设三个团十三个营。化学系为第四营。同学一般住在芙蓉一，每个年级有一个班住在大礼堂，属警卫连。警卫连每人配有武器——步枪一支，由部队派人负责训练，每天要出操。炮战时，一般同学进坑道，警卫连战士负责护校。

从厦大医院到白城海滨的海岸线，是厦大民兵师承担的军民联防哨。每天晚上由同学轮流去站岗放哨。任务是既防止大陆坏人下海投敌，又防止对岸小股敌军上岸骚扰。一个晚上分为四段岗，一岗两小时。站岗时每人配备带刺刀步枪一支，子弹上膛。每天都有不同的口令。海岸边潮起潮落，海浪拍打着礁石，海风把树叶刮得沙沙地响。特别是月黑风高夜，辨认目标与声音尤其困难。女生一般站第一岗，下岗后回宿舍休息；男生在海边的小楼休息，轮到了就去站岗。海防哨既锻炼了厦大学生的胆量，也磨练了学生的意志。军民海防哨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

8.催化、电化、海化专门化诞生

1957年春，根据党中央通知，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提批评、建议。只过两个月，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由党内整风转为反击右派进攻。系里有的老师到东北进修，由于反对苏联专家的一些做法，而被进修单位上纲上线为向党进攻。有的老师负责工会工作，发动群众提意见，结果最后被定为右派。不仅在教师中抓右派，对说错话或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学生也定右派。但化学系总支在刘正坤书记领导下，竭力将反右斗争扩大化范围缩小，尽力保护了一批专家学者，对化学系今后发展，功不可没。

1958年，“大跃进”开始。党中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化学系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大炼钢铁的热潮。化学系师生在系党总支刘正坤书记等带领下，建立了催化、电化和海化三个专门化。

蔡启瑞老师1947年被选派赴美国俄亥俄大学留学，师从E.马克(MackJr)、P.M.哈里斯(Harris)和M.S.纽曼(Newman)教授，1950年获博士学位。鉴于结构化学在化学中的重要性，他选择以此为研究目标。1956年回国后，得知我国发现东北大油田，心情万分激动：祖国刚获新生，可是炼油工业还十分落后，催化科学基本上是一项空白，需要有人去填补。国家的需要，就是科学家的职责。蔡启瑞教授放弃潜心研究的离子晶体极化理论等，改行研究催化科学，一切从零开始。但为了国家利益、民族振兴，蔡启瑞教授义无反顾、冲在前面。

国家组织蔡启瑞等4人团赴苏联考察催化学科。邻国催化的活跃和进展使他很受启发，回国后，在刘正坤书记、卢嘉锡教授的支持下，1958年秋天，蔡启瑞和他的助手黄开辉、陈德安、萧漳龄等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高校中第一个催化教研室，并从此成为中国催化科学研究的基地之一。1957年蔡教授开始招收催化研究生，黄开辉为学生讲授“催化原理”课程。

1949年田昭武从厦大毕业留校任教，跟随卢嘉锡教授，从事物理化学和结构化学的教学工作。他发现，卢教授从事化学，也精通数学；钱人元教授除化学以外，物理学、电子学知识也非常丰富；蔡启瑞讲授结构化学，有机化学都很熟悉。他从中悟到：只有学科交叉，才能在科研中创出新天地。他从“电化学自催化过程”入手，为了解释奇特的实验现象，学习了数理方程和热传导理论，并带领林祖赓等青年教师研制电化学专用仪器，才清楚解释了实验现象，也揭开了厦大电化学的第一幕。卢嘉锡教授很欣赏并支持他的工作。

不久（1957年），周绍民老师在苏联莫斯科门捷列耶夫化工学院，获副博士学位归来。他在国外从事有机电合成研究，回国后，继续开展该领域的研究。

上述两支力量结合起来，1960年建立了电化学教研室，林祖赓老师担任教研室主任。当时由周绍民副教授讲授主要的专门化课程“电极过程动力学”，195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两年后田昭武副教授开始招收研究生，并为研究生讲授“电极过程研究方法”课程。截止到1966年，周、田二位教授共招收7名研究生。

1956年在党委书记陆维特提议下，厦门大学确定发展方向为：面向东南亚、面向海洋。五十年代末，化学系建立国际海洋化学学科。李发西副教授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准了这发展方向，与吴瑜端老师带领王隆发、黄奕普、胡明辉等青年教师组建海洋化学专门化，招收学生，并组建了海洋化学教研室，开设了海洋水化学、海洋分析化学、海洋物理化学等专门化课程。

李法西老师于1948年赴美国俄勒冈大学化学系获硕士学位，并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学业、排除各种阻力，于1950年经香港回到厦门。回校后，李法西副教授除了讲授物理化学等课程外，还进行胶体和表面化学研究。1954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后成为校党委委员。李法西副教授带领年轻教师庄栋法、陈泽夏、杨春瑾与学生，开展河口化学研究。1964年发表的论文“河口硅酸盐物理化学过程研究”，成为世界早期河口化学代表作之一，也确立了李法西教授作为我国海洋化学学术带头人的地位。

9.支援兄弟单位建设

1958年，随着工业大发展，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福建省委决定在厦大筹办福建工学院。先建机械、电机、化工、矿冶四个系，从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等校调进部分专业教师，当年及次年先后招收学生1194名。化工系书记为毛振莹，1958年招收学生120名。但因1958年金门炮战，福建省委决定在省会福州创办理工型的福州大学，把在厦大筹办的工科及理科部分师生归并到福州大学。1960年工学院的教职员工118人和数理化三系及公共课师资中抽调126人到福州大学工作（其中化学系33人），又抽调理科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学生409人，作为福州大学的学生。这些师生分别于2月和8月分二批迁赴福州大学上课。厦门大学提出口号：“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当时化学系物构教研室有10名教师（包括两名提前毕业任教的助教），支援福州大学占了6名，分别是：卢嘉锡、陈允敦、黄金陵、潘克桢、张炳凯等，这些老师都是教研室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有机组陈文侃、黄建全，物化组陈玉绶、戴闽光，分析组赵景总、张帆等老师也调往福大。在仪器方面，物构组拿出最好的资源，如在国内独一无二的X光衍射仪，以及结构分析、结晶学杂志。化学一所整批人马和整套仪器设备也都被调走。

依托催化、电化学教研室的力量，五十年代末，开始筹建中科院华东催化、电化学研究室。研究室挂靠在厦门大学，称为化学研究所二所。

五十年代末，厦大利用海洋化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与中科院福建分院在厦大联合建立了福建海洋研究所，1962年改称中科院华东海洋研究所，所（室）主要领导及科研人员均由厦大派出和兼任。1965年在李法西和其他科学家的建议和推动下，国务院设立国家海洋局，年底中科院华东海洋研究所的建制划归国家海洋局，改称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1970年，海洋化学教研室从化学系抽出，参与组建厦大海洋系，李发西等一批教师成为海洋系的骨干。

五十年代，无机组江培萱、许书德老师调去支援三明化工厂，章开诚老师支援湖南大学，周荣灿老师支援北京农大，等等。1960年，为筹办福州大学与物质结构研究所，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卢嘉锡教授赴榕任职（化学一所也随之迁往福州）。卢嘉锡调离厦大后，先后任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福州大学副校长（期间兼任福建省科委副主任、中科院福建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第三届），中科院院长和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第二十一届）等学术职务，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1962年,时任校长助理的陈国珍教授调任于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改称核工业部）生产局任总工程师，其后还任该局副局长和国家海洋局副局长，为我国核弹氢弹研制和海洋科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后，中科院福建分院撤销，化学一所、化学二所均从厦大独立出去。化学二所改属华东分院，全称为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催化、电化学研究室。该室迁址在三明，室主任是乔成国。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二部。随着化学一所，二所和海洋研究室先后迁离厦大，分别发展为物质结构研究所和海洋三所海化室，化学系的一批优秀教师奔向福大，物构所与海洋三所，有些已成为这些单位的骨干。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现已成为我国结构化学的重要研究基地之一。福大、海洋三所也已发展成国内有一定声望的教育、研究机构。三明化工厂则已成为我省最大的化工生产基地。

为了支援兄弟单位,化学系输送了许多骨干，为全国化学学科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0.催化组勇挑国家重担

蔡启瑞教授参加国家科研规划会议，考虑我国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资源匮乏的国情，他提出“大化工”的能源战略思想，主张在能源化工建设中充分重视煤炭、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建议实行“油煤气并举，燃化塑结合”的能源化工原料技术路线。

六十年代，国家制定了以乙炔为原料的基本有机合成和“三大合成材料”的化工发展战略。根据蔡教授在催化方面的领军地位，国家下达给厦门大学的重点研究任务：“建设以乙炔为基础的基本有机合成，解决合成橡胶单体生产的关键技术问题”。蔡启瑞教授深深意识到肩上的重担。国家的军需民用离不开橡胶，石油的成功开发尚需时日，现实的应急措施是仿效二战期间德国发展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的做法。因而，合成苯乙烯和丁二烯单体就成关键，又以打通苯和丁二烯生产线最为紧迫。上海化工研究院于1960年前后研发了乙炔三聚成苯的氧化铬催化剂，但寿命太短，难以工业化。另外，乙炔水合制乙醛是生产丁二烯和醋酸乙烯单体的前哨战。对此，吴淞化工厂沿用德国的剧毒硫酸汞液相催化剂；衢州化工厂则用苏联开发的固体磷酸镉钙、磷酸锌钙催化剂，但强度和活性都不高。所有这些是摆在厦大催化人面前的难题和任务。

校系领导都十分重视，组织了重点任务会战组。在蔡教授指导下，催化组黄开辉、翁玉攀等老师开展乙炔水合制乙醛的汞系催化剂研究。1967年蔡教授到衢州化工厂考察磷酸锌钙催化剂，回来后找到氧化锌催化剂替代锌盐，并将它担载在略带碱性的高比表面硅小球上，以增进机械强度。由此找到了有稳定活性和使用寿命的乙炔水合制乙醛催化剂ZnO/SiO₂；考虑了水蒸汽-乙炔比例、反应温度、原料气总空速对乙炔单程转化率和产率的影响，并用于乙炔水合制乙醛流化床工艺。接着，林国栋等老师到厦门醋酸厂，在年产三百吨乙醛的流化床中试放大也告成功。

同时，蔡教授带领陈德安、张潘贤等老师进行乙炔合成苯催化剂研究。会战攻关时，蔡教授都和年轻教师一起住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做实验。那时正值困难时期，蔡教授把国家发给高级知识分子的营养品分给大家。经过多少次实验，终于找到了一种活泼的、具有较好高温性能的氧化铌催化剂。在实验室获得成功后，到三明化工厂进行放大实验。1966年，张潘贤老师等到厦门第三化工厂，建成年产百吨纯苯的实验车间。

1964年蔡教授受教育部委托,在厦门大学举办全国性的催化研讨班。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蔡启瑞教授为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单位的十几位催化专门人才授课，有时还邀请国内其他专家如福州卢嘉锡教授、上海邹承鲁教授来厦讲学。白天上课，晚上带领厦大催化团队和讨论班成员，进行着乙炔合成苯，以及乙炔水合制乙醛的科学探索。蔡启瑞教授怀疑六价Cr的氧化能力过强，他们试以邻近的五价铌(Nb₂O₅)代替。小试表明，氧化铌催化剂活性平稳，选择性好，产品纯度高。当天晚上，观测的催化讨论班成员和催化团队欢呼雀跃，庆贺乙炔合成苯新催化剂研发的良好开端。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各地催化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化工产品的生产，约80％离不开催化剂的使用。催化现象十分复杂，多年来，科学家们试图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总结，但都未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或者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六十年代初期,蔡启瑞教授就在国际上较早提出络合催化的理论概念,并在烯、炔烃催化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出络合催化可能产生的"四种效应"，即络合活化作用、对反应方向和产物结构的选择作用、电子传递和电子与能量偶联传递的作用，沟通了均相、多相催化和金属酶催化作用的内在联系，蔡启瑞教授成为我国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催化作用和催化反应机理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催化学科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蔡教授在科研中提倡“锐意创新，认真求实”，不迷信权威。 例如工业合成氨催化反应是多相催化，虽然国际上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反应机理是解离式的，但蔡老师并不这么认为，要求学生多做实验去考证它的催化机理。他与同事亲密合作，从不居功自傲，成绩总归功于集体，把后生推到前台，培养他们。

11.贯彻高校六十条，百花齐放

经过1958年“大跃进”，1959年化学系专业和专门化设置如下：

无机分析化学专业：稀有元素专门化，超纯物质与半导体化学专门化，海洋化学专门化，仪器分析专门化。

有机化学专业：基本有机合成专门化，高分子化学专门化。

物理化学专业：电化学专门化，催化理论专门化，物质结构专门化，辐射与示踪化学专门化。

并规划在1961年创办半导体化学专门化，固体化学专门化。

六十年代，化学系党总支在刘书记带领下，通过每个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广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好教学与科研工作。化学系全系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成为一个雷厉风行的战斗集体。系总支一直是党的优秀基层组织，这一优良传统保持了几十年。

1960年顾学民副教授出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为了贯彻高教六十条，提高化学系教学质量，顾老师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她把大量精力放在系务工作，经常抽空去听基础课，发现教师或助教教学中有什么不足，就会及时指出，并想出改进与提高的办法。她还经常到基础课实验室巡查，对教辅人员也严格要求，以保证化学系教学质量。在50多年的时间里，无机专门化基础课教学多次受到表扬、获得奖励，科研也取得多方面成果。八十年代顾教授主编了无机化学丛书第二卷：《铍 碱土金属 硼 铝 鎵分族》。

六十年代，全国贯彻“高教六十条”。1963年9月教育部决定，将厦门大学定为全国重点大学，为教育部直属大学（1958年厦大曾下放归福建省政府管理）。从此，厦门大学站在更高的平台，化学系师生更是精神振奋。

六十年代，虽然卢嘉锡、陈国珍教授调往福州、北京，吴思敏、方锡畴教授相继退休，但蔡启瑞教授带领催化组，多项科研获得成果、研讨班学以致用，在国内影响日增，中青年教师也成长起来。

田昭武副教授思维敏捷，讲课语言精炼，他讲授的物理化学基础课，要求学生有较好的数理基础。田老师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自己的见解组织教材内容，例如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熵函数的引出是这门课的教学难点，相图相平衡则是物化的重点，他都总结出自己独特的讲法。田老师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实验技能培养和训练，他挑选技术好、经验丰富、严于律己的教师担任实验组长，并在每年暑假为下一学年实验教学做准备。

物构组大部分人员已赴福州，留下张乾二副教授、赖伍江、杨华惠老师与刚留校的毕业生林连堂、王南钦、王银桂，组建了新物构组。张乾二副教授讲授“物质结构”，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并整理了“物质结构”教案。1962年化学系增设“高等物化”课，张自告奋勇承担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原来的结构化学课则交给青年教师林连堂。张老师将自己的教案拿给林，并约定每章节一对一试讲，使林连堂老师很快成长为优秀的主讲教师。张老师用此方法培养了多位年青教师。

1964年，张乾二、赖伍江老师赴长春，参加唐敖庆教授举办的物质结构研讨班，边学习边搞科研，主要进行配位场理论研究。这些成果，后来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期间，化学系除了每年招收结构化学、分析化学研究生外，相继还招收催化、电化专业研究生。截至1966年，化学系先后招收培养研究生49名。

电化组积极开展科研工作。1964年田昭武副教授基本完成电极交流阻抗的理论研究，3篇代表作分别发表在《中国科学》以及《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上；同时继续开展“自催化电极过程”的系统研究，从实验上求出表征自催化过程的电化学参数。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开展了常温和低温条件下碱性溶液中锌电极阳极行为的研究和银电极的大电流充放电研究，参加这些研究工作的有林祖赓、叶明库、陈衍珍等。60年代初,田老师提出测量瞬间电极交流阻抗的方法，并设计出相应的仪器，可测量毫秒级时间内的阻抗变化，同时分离出等效电路中的电容和电阻成分。

周绍民副教授很重视教学工作，先后讲授过无机化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和电极过程动力学、金属电沉积等专业课。六十年代，周老师集中研究有机物电极过程、电分析和有机物电解制备，如研究醇类在铂电极上氧化的动力学机理以及铂表面氧化层的形成和特性、糠醛在二氧化铅电极上氧化的动力学机理等，发表了10多篇研究论文。糠醛电解制备顺丁烯二酸的生产工艺曾经省化工局组织鉴定，并在厦门、三明、南通等地的多家工厂进行中试。参加周老师课题的有张瀛洲、苏方腾、许书楷、许家园等。

分析组广泛开展海水中化学元素分析方法的研究。在电化学分析方面，杨孙楷老师建立了用极谱测定海水中溴和硼酸；用汞膜电极阳极溶出法测定痕量铜和锌；张荣坤等老师建立脱膜氧电极恒电位测定溶解氧，供船上实验室使用。在催化动力学方面，刘文远老师等建立了海水中痕量钒和钼的催化分析法。在光化学方面，郑朱梓、黄贤智等老师建立了海水中镁的萤光分析法、铷和铯的发射光谱测定法。还把食盐水的分析法改进为快速滴定海水中硫酸盐的络合滴定法。

六十年代，国家发出向海洋进军的号召。在陈国珍和李法西教授共同指导下，组织化学系与海洋所陈再生等三十多人，查阅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国内外文献，编写了《海水分析化学》一书，196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推荐了十七个海水中常量元素的分析方法，并进行了推荐、验证和评论。对海洋调查、海水综合利用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很好的教学参考书。此书经过近50年的应用，证明该书的质量是经得起考验，至今仍是海水分析化学指导书。用这种形式，陈国珍教授带领化学系与海洋所化学工作者，共撰写了18本专著！

1960-1965年由张荣坤老师与海洋所海化室郭一飞完成“船用化学仪器”的系列研究，开创国内船用化学仪器要素测定先河。该仪器系列为“船用海水测氧仪”和“船用光电比色计”.并列入全国第一次海洋仪器会战内容。研制成功后由第二分析仪器厂生产。

化学系教师带领学生到厦门相关工厂做毕业论文，解决了生产中重要的技术问题。真正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例如，电控厂生产的开关所用弹簧，因电镀不过关，废品率高达40-50%，9个学生在带队老师指导下，与工人一起做实验，找到原因是电镀中氢气掺入。后采用“回火去氢”，使废品率下降到2%，同时实验了以镀锡代替镀银，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另一队到电池厂做毕业论文，课题为“改进锌锰电池”。锌锰电池的“气涨”和“冒浆”是全国电池厂的老大难问题。下厂师生与工厂技术人员、老师傅一起研究，找出高温条件下，电池中可溶性淀粉被破坏，是产生CO₂是“气涨”的原因，并试验用三氯甲烷有机硅涂碳棒和用石灰加入电池吸收CO₂。

另一些课题则是科研单位或生产企业提出的，化学系师生协助他们解决。例如厦门市科委海水实验室提出“聚氯乙烯纤维溶剂的回收”课题，我系师生与科委技术人员一起开展研究。在聚氯乙烯抽丝的工艺流程中，二硫化碳、丙酮和酒精三种性质相近的溶剂混合在一起，难以分离回收。师生与科研人员一起，日以继夜进行试验，终于取得可喜的成果。

1960年底由化学系与海洋所合作到厦门卤化厂对盐卤综合利用进行研究，改进氯化镁（MgCl₂）生产工艺，使其成本降低50%。KCL产量提高一倍，纯度达到95%。并从废料提取稀有元素氯化锂、氯化金等副产品。1960年系、所还共同完成“九龙江水化学要素的调查研究”，这是该海域的第一次水化学要素的调查。

解放后十七年，化学系培养的优秀学生有梁敬魁（1955届，院士），林祖赓（1956届，电化学家，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吴新涛（1960届，院士），万惠霖（1962届本科/1965届研究生，院士），陈抗甫（1959－1964届，曾任山东省副省长，九三学社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廖仁安（1959－1963届，有机化学家，两度获国家“金牛奖”）、郑崇直（1959－1964届，化学家，曾获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林强（1960－1965届，曾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华生（1962－1967届，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家，曾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另有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先后留校任教，成为化学系的新生力量。

四．文革时期　浩劫中凤凰涅盘（1966-1976）

1.红卫兵“闹革命”

1966年6月1日，平静的校园突然响起了高音喇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以洪亮的声调，朗读了一篇权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场由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经中共中央批准（5.16决定），之后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的十年文革，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这篇火药味极浓的文章，把厦大大学生的情绪也煽动起来了。只过几个钟头，竞丰食堂墙上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紧接着，一张张大字报像雪片似的铺天盖地落下来，芙蓉一～四楼墙上、各系餐厅，甚至学校办公楼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不几天，校系领导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家教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接见北京红卫兵的消息，学校内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接着就是批斗“牛鬼蛇神”：化学系党总支书记刘正坤、系主任顾学民，首当其冲，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一些专家学者也被拉出来批斗，连已退休在家多年的方锡畴、吴思敏老先生也不能幸免。

红卫兵身穿绿军装，肩戴红袖章，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冲向社会抄家、“破四旧”，南普陀的四大金刚首先遭殃，被厦大红卫兵一一砸倒。图书馆内，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鲁迅的作品外，古今中外的书籍都属于“封资修”。图书馆人员赶快把书库封起来，免得有过激行为发生。街上女士烫头发、穿裙子、高跟鞋是四旧，男士穿西装、带领带，更是四旧，统统要剪掉。红卫兵一批批坐火车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然后散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搞大串联。

随着1967年1月上海工总司向上海市委夺权，厦大红卫兵也宣布向学校夺权，成立“新厦大公社”，后又分裂为“革联”、“促联”。7月传来江青的“文攻武卫”讲话，派别斗争迅速发展为武斗。8月2日在厦大“卧云山社”（大南八号楼，当时被称为“造反楼”。现为学校档案馆），发生“促联”围攻“革联”的武斗流血事件，“革联”头头中弹身亡，由此引发厦门进入大规模武斗阶段。11月五老峰上，机枪向大礼堂前、芙蓉一与化学食堂间扫射，化学系65级学生林生超被打中，当场死亡，学生大多跑回家了。鉴于全国许多地方武斗，毛主席多次指示，红卫兵要联合。

2.工军宣队进校

1968年10月，根据毛主席指示，工军宣队（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入厦大。校内也实行军队编制，化学系建立营、连建制，每个班为一个排。1969年2月成立厦大革委会，原93师政治部副主任祝永业当校革委会主任。1969年12月，教育部军管小组通知，厦门大学由原属教育部的直属院校，下放到福建省革委会领导。化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由军宣队长纪全兴担任。

大多数同学已厌倦了派性斗争，“文革”进入到“斗批改”的阶段，要求复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厦大始终没有复课。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化学系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主要针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大搞检举揭发、内查外调，大开批斗会，火力越猛越好。将这些“牛鬼蛇神”关押在办公楼（牛棚），大概关押了二十几人。专政队有些人大搞逼供信，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有些教工被逼致死。

接下来搞“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这就针对全体师生了。化学系军宣队相当“左”，决定了几个目标，大会、小会批判，日夜连轴转，不让批判对象睡觉。被批对象实在受不了，69、70届学生都有跳楼的、撞车的。

工军宣队觉得，大学生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毒害，除了下乡、下厂改造外，在校内也要加强劳动改造。所以决定将上弦场运动场开辟为菜地，每个系分一块。虽然建南楼群有自来水，但不能用，要到芙蓉一前面水井打水，挑到上弦场菜地浇菜。

1970年7月，69、70届学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分配到各省的军垦农场，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化学系学生被分到山东、安徽、江西、福建四省的几个军垦农场。

为了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凡家庭出身不好或站队没站好的教工，工军宣队把这些人先后两批下放，户口也带下去，进行劳动改造。有的老师下放到福建省内工厂工作，有些老师下放到厦门中学任教。在下放劳动中，作为被教育对象的刘正坤同志仍想方设法保护顾学民等知名教授和教师。

文革前期（至1970年），化学系学生大多实行五年制，培养的优秀学生有林建毅（1961－1966届，化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张碧聪（1961－1966届，曾任福建省化工厅副厅长），黄炎成（1967届，曾任华侨大学副校长），樊祺泉（1963－1968届，曾任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丁束修（1963－1968届，曾任福建环保局副局长），欧金祥（1963－1968届，曾任厦门公安局局长），王豪杰（1964-1969届，曾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副部级）等。

3.招收工农兵学员

1966年“文革”一开始，全国高校即陷入瘫痪状况，招生工作全面停止，实际上废除了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的制度。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根据毛主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全国高校陆续恢复了招生，但招生对象调整为：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也不再采取考试的形式入学，而是以政审、推荐、选拔的方式入学。

1970年10月，厦大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试点班入学。化学系招收学员52人。杨森根、王火老师带领周绍民、魏宝明、林清赞等到厦门电化厂、侨星化工厂、漳州化工厂等单位，为试点班学员编写教材。

1972年春季开始，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毕业后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学校从全国20个省市招收了368名学员。1972年秋季招收406名，1973年秋季招收934名。三届学员中，家庭成份基本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各专业的学制定为三年。理科各专业再另加补习半年。在三年半的教学实践中，学军5周，学农2周，毕业实践1学期，实际教学时间为2年半。

虽然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很大难度，教师仍尽心尽力培养，在课堂上循循善诱地从分数到三角、立几，一一进行补课。工农兵学员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虽然社会上一会儿宣传张铁生“白卷英雄”，一会儿赞扬小黄帅批老师。但化学系大部分学生对老师很尊重，学习也很认真，都想学些知识。70年代刘正坤担任化学系系主任，非常关心工农兵学员成长。刘老师亲自抓教学质量，抓学风建设，深入课堂、实验室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坚持每门课考试。在她的教育带领之下，学生们的课内知识学得较扎实。

70年代初，化学系分为有机高分子、电化、催化几个团队，每个团队自成体系，有无机、有机、分析、物化等方面老师，也有化学系老师上数学、物理课，围绕开门办学、生产实践，设置课程。当时化学系与鱼肝油厂合作办的有机硅车间，由高分子组在实验室研制乙基和苯基有机硅单体。后来研制出乙基有机硅油和苯基有机硅树脂耐高温涂料，转入化工厂试产成功后，由鱼肝油厂另建厂生产。教师就围绕有机硅的生产编写教材。

1972年，随着尼克松访华，外国的封锁开始松动。燃料化学工业部决定在国内布局建设十个维尼纶厂。由于福建永安维尼纶厂最早建成投产，燃化部决定，1973年在福建办石油化工培训班，由厦门大学化学系承办。来自全国十个省市的五十多位培训人员，进行了半年的培训。有机组老师具体负责培训班教学工作，潘容华、隋乐恕老师负责编写教材，许志文老师负责讲课。

七十年代中期，有机高分子、电化、催化等教学团队，带领工农兵学员，先后到厦门合成苯厂、永安维尼纶厂、南平造纸厂、福州一化、二化、福州农药厂等单位，开门办学。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根据所去的工厂的典型工艺流程，编写出相关教材。工农兵学员通过这些教材，学习无机、有机、分析、物化等相关知识。

1970-1976年，化学系先后招收工农兵学员六届（1971年未招收），累计726人。在师生共同努力下，学员们经过三年半的学习，也获得许多可喜成果，培养了一批人才。例如，电化学72级学生在林仲华老师指导下，完成了“电池内阻极化测定仪及其应用”的毕业论文；分析化学学生在黄会良、杨孙楷老师指导下，完成了“汞膜电池在极谱分析中的应用”；施彼得、肖漳龄等老师带学生完成“温和条件下合成氨催化剂的研究”毕业论文。黄贤智老师带领两届工农兵学员林竹光、林金华等，反复研究、奋力攻关，在毕业论文阶段设计、调试成功荧光光度计I型，不久就进入工厂规模生产。以后还有II型产品。1973级林昌健、1975级张其清后来分别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高校重要教授；1972级刘金桂、黄如彬成为高校主要负责人；1970级蔡长质、1974级孙国宋等一批毕业生成为工矿企业技术、管理骨干。

4.科研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由于我系分析化学的电分析与光谱分析在国内领先，文革前夕，分析组承担了国家的海洋科学规划，后因文革中断。1972年全国进行海洋调查，我系选派了12人，刘朝基、王尊本、胡明辉、蔡阿根等，从青岛出发，经江苏、上海、浙江、广东，一直到海南岛。以后又参加国家海洋局主持的《海洋调查规范》的制定，刘文远、张荣坤、王尊本老师在第三分册《海洋化学要素的测定》中承担活性硅酸盐、溶解氧和活性磷酸盐三章的编写。

无机组顾学民老师带领曾文臻、江启温、詹梦熊等老师从矿物和废渣中分离和提取金和银获得成功，在邵武冶炼厂建立了金银生产车间，1976年生产出黄金200两及硝酸银试剂近一吨。此外，还从重砂中提取出二氧化钛、四氯化钛、海绵钛；从辉钼矿制取氧化钼及钼酸盐；从绿柱石中提取氧化铍，并利用离子交换法制取高纯度氧化铍。

高分子组在潘容华、李德娥等老师带领下，合成出新型工程塑料，可自润滑，替代合金钢高压活塞环。与校印刷厂合作，研究出适合南方使用的液态感光树脂，能绘出细线条和独立小点的插图，解决了以往用锌版无法制出精细版的难题，且版质坚韧耐用。1976年技术鉴定后，在厦门绝缘材料厂小批量生产。还与厦门第六塑料厂合作，研制成功高发泡钙塑材料，1978年技术鉴定，认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达到日本同类产品指标，在塑料厂批量生产。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机组陈耀宗、李志仁等老师长期进行合成生长素的研究，用氯化碘直接生产碘代苯氧乙酸（增产灵），产率为72-85%；直接合成从蜂蜡中分离、提取正三十烷醇，含量85%以上，收率为15-25%。经二十九个地区和单位试验，证明三十烷醇具有明显的生理活性，于1980年鉴定，后在厦门大学化工厂生产，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七十年代，在田昭武老师带领下，林祖赓、郭祥康、叶世源、陈体衔、尤金跨等老师，开展一系列新型化学电源的研究，如锌-空气一次电池和二次电池的研究、无线电引信电池低温性能的研究、密封式镉镍电池失效原因的研究等。田昭武、黄德东、魏宝明、洪家珍等老师还开展黄铜管的海水腐蚀及防护，以及电化学测试仪器的研制等。

文革中，周绍民老师的课题组一度被拆散。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周老师目睹我国电镀工业的落后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状况，他带领张瀛洲、许书楷、姚士冰、蔡加勒等，以金属电沉积作为研究方向。1973年开始以无氰电镀为背景，先后系统研究了锌、铜、镍、铬、锡、钯和镍铁、锌镍、锌铁等合金以及化合物半导体的电沉积动力学和机理；探索络合剂和添加剂的作用。无氰电镀机理和测试方法等课题，先后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优秀奖，和福建省奖励。

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又富含农业实用价值。1972年，在中科院主持下，蔡启瑞教授与唐敖庆、卢嘉锡两教授联袂进行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研究。他以已知的酶促反应作为化学探针，并根据络合催化原理，和卢嘉锡分别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最早地提出多核原子簇结构的固氮酶活性中心模型，并提出已知固氮酶底物的多核配位活化模式。化学系组织了洪满水、许志文、丁马太等老师进行合成实验，张潘贤、廖远琰等老师进行样品测试，生物系曾定老师配合进行生物活性测试。

1976年，蔡启瑞教授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著名论文《固氮酶的活性中心模型和催化作用机理》。论文从催化化学角度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模型和电子传递机理的设想，同时还附上详细的图形。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后来，根据国际上固氮酶研究的进展，蔡先生将这一模型作了改进，为设计合成模型化合物和开展化学模拟指出方向。同时，他还提出了三磷酸腺苷驱动的电子与能量偶联传递机理及其化学模拟方法。

蔡教授很早就注意到过渡金属化合物的配位络合催化作用及其与金属酶催化作用、过渡金属催化作用之间的内在联系（如铁催化剂，国氮酶活性中心多核络合活化N2，稳定高位能中间态N2HX的作用机理）,并对过渡金属催化CO的缔合式加氢机理研究也有重要启发,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催化研究的理论特色。

李庆水、翁玉攀、黄开辉老师根据这些实践与理论，撰写了《氨合成催化剂》一书，1978年在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合成氨工业中的氨合成催化剂的专著。书中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氨合成催化剂的生产实践和若干理论问题，例如氨合成催化剂的催化性能与物理结构以及化学组成之间的关系，催化剂制备和使用的工艺过程，现用催化剂的历史沿革以及新型催化剂的发展动向。

1975年，为给国内首台万吨级绝热炉提供配套催化剂，何淡云、祝以湘、肖漳龄、徐志固等老师，到上海高桥化工厂，合作研制出新型乙苯脱氢制苯乙烯催化剂（11号）。11#催化剂于1976年在该厂3000吨/年等温炉上试用成功，随后又顺利运行于绝热炉。1977年双方再次合作研制无铬210乙苯脱氢催化剂。小试完成后, 在上海高桥化工厂进行了中试和催化剂的批量生产，1979年在江苏常州化工厂成功进行工业生产，成为国内首例工业级乙苯脱氢无铬催化剂。最先投产的XH-11催化剂首次引入铈助催剂，并革新了制备工艺，提高工业装置苯乙烯产量达20%，优于国外壳牌105催化剂。随后的XH-210又以钙代铬作为结构助催剂，性能未降，还消除了铬的危害。XH系列催化剂后成为我校化工厂的拳头产品。

1975-1976年，石油化工部调拨了三台气相色谱仪，委托厦门大学化学系，举办4期色谱应用培训班，由张潘贤、李基涛、洪碧凤、黄菊君、方钦和老师上课、训练。4期共有一百多工矿技术人员来厦大培训。

化学系的科研人员搞废水、废气的综合利用，研究改进厦门电化厂的产品和生产流程，对厦门电池厂的生产工艺进行革新，搞乙炔合成苯，试制有机合成半导体新材料，等等。

（撰稿：林梦海 审稿：金能明）

参考资料：

1.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1921-1949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2.厦大校史资料 第一辑　 1921-1937　　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3.厦大校史资料 第二辑　 1937-1949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4.厦大校史资料 第三辑　 1949-1966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5.厦门大学校史（第二卷）1949-1991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6.厦门大学党史　　　　　　　　　　　　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7.南强记忆---老厦大的故事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8.凤凰树下---我的厦大学生时代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9.卢嘉锡传　　　　　　　　　　　　　　 科学出版社, 1995.

10.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11.中国现代化学史略（郭保章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

12.厦门大学学报 （1956-1976）

13.厦门大学科学技术成果选编（1949-1980）

本文重点参考了余亚雄老师撰稿，万惠霖老师审稿的《化学系?物理化学研究所简介》（1990年10月出版），在此特别鸣谢。
向提供信息资料的潘容华、郭奇珍、安丽思、詹梦熊、黄贤智、杨孙楷、陈德安、张潘贤、陈再生等老师致谢。